2012年初我去北京参加基金委管理学部的重点项目中期检查，课题组的黄敏和王庆两个老师跟我一同去。我们的项目排在第一个检查答辩，报告完之后我们离场，在走廊上遇到了当时正担任管理学部主管学术的副主任高自友老师。我们是老朋友，在基金委当评委时就经常在一起开会。这次中期检查他是直接领导，于是我便跟他聊起天来。会场不让抽烟，于是很多人在走廊里抽烟，弄得走廊里烟雾缭绕，空气十分浑浊。我感到一阵阵胸口憋闷，可是出于礼貌也不好意思告退离开。待聊天结束后我跟一旁的王庆说，“不行，我得赶紧躺下，胸口有点憋闷。”幸好有王庆帮助我，我到我们俩同住的房间躺下，吃了6粒速效救心丸，又喝了一些热水，憋闷的感觉有些缓解但也没有完全好。我们买的是下午回沈阳的机票，王庆问我能不能行？不行就改签。我想了想，买的是打折机票，改签肯定要补差价，咬了咬牙说：“我好多了，走！”反正有王庆陪着我，我胆子就壮了。到了机场我们在麦当劳吃中饭，待一个汉堡下肚，我感觉憋闷的感觉完全消失了。我笑着跟王庆说：“看来汉堡包比速效救心丸管用！”这一次我算是闯过了一关，但是事后我却没有引起重视，不然的话后面的事就不会发生了。

就在一个月以后，我接到北京邮电大学齐佳音教授的邀请。邀请我参加该校主持展开的“下一代互联网”的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下一代互联网上的电子商务展望”的主题报告。我欣然接受了邀请，便准备到北京去开会。这一次是我一个人去的，平时我都是习惯于自己一个人出差，带随从几乎从未有过。

当天来参会的专家学者很多，一共好像有5个报告人，除了领导致欢迎辞，全体照相，时间就非常紧。记不得我是第几个报告人，我的报告可能快超时了，会场有个人举了一个纸牌，提醒我剩余的时间。可是我还有不少内容没讲完于是就加快语速，缩减内容往前赶。好容易讲完了，幸好超时不多。我精神松弛下来坐到我的座位上，不久就感到一阵胸口憋闷。我赶紧吃了几粒速效救心丸，可是憋闷的感觉却一阵比一阵紧。我知道情况不好，便悄悄地退出会场，回到了我的房间。我躺在床上自己喝了点热水，大口的喘着气，心里想要是王庆在就好了！又过了一阵仍然不见好转，于是便自己拨打了120，心想这回十有八九是心梗了，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在这时，北京邮电大学会务组的老师打来了电话，问我离开会场是有什么事？我告诉了他们我的病况，他们说他们马上派人过来。

会务组的老师跟120的急救人员几乎是同时到的，我见到医生的头一句话就是：“我要氧气袋，我憋的难受！”我被抬进了救护车，吸上了氧气，但是憋闷的感觉并没有消失。北邮的老师有家属在北京304医院工作，而且车走三环下航天桥就到了非常好走。于是他们急忙跟那位熟人联系，让医院急救门诊准备接诊。很快我就被送到了304医院，上了急救台，立刻给我供上氧气输上液。当时我感到非常的沮丧，我想到了我很可能就会死在这里，于是说：“我不能死，我还有好多事没有做完呀！”不觉眼泪就扑簌簌的流了出来。

不用说，我是典型的心肌梗塞症状，于是稍作安排就把我推进了手术室。手术之前需要家属签字，可是我没有家属在跟前。这时我想起了我在北京的学生，李东在部队工作，再说他年龄大些，经验应该更多，于是我打电话给李东。没想到李东这时正在开车去沈阳的路上，他一听我的情况马上说：“老师，你千万别着急，一切我来安排。”不多时，大夫告诉我你的学生高镜媚已经到了。我的心一下子就放了下来。

我的手术室304医院心内科的主任黄党生医生亲自做的，旁边的是被称为张博士的女医生。这次的冠脉造影术是从我的右大腿根的动脉血管穿入导引索的。经造影显示，我上次安放的两个支架又再次堵塞了。于是医生建议在上次的两个支架内再嵌入两个支架，从而恢复我的心肌供血。我还能说什么，当然是听医生的。由于我心房（或许是心室）的前间壁已经有部分梗死，手术后我被推进了CCU，即冠心病的重症监护室。为了让我的心肌更好地恢复，党主任给我实施了球囊反博术，也不知这个名字记得对不对，总之是用一个球囊在体外随我心律施压放松，增加我的血流动力以减轻我的心脏负担。各种管子和仪器连在我的身体上，仪器的滴滴声在耳边鸣响，大大小小的显示屏闪着不同颜色的光。我仿佛感到我已经不是我自己，而是成了这些机器的一部分。

CCU不准陪护人员进来，每天只在下午5点时让一位家属进来。我第一个见到的“家属”就是高镜媚，她带来了小米粥和小咸菜。早餐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吃东西，喝到热乎乎的小米粥我感到特别香。她告诉我，是李东通知她的，李东接我电话后也立马掉头开车回北京了，估计也快到了。他们俩也很快打电话通知了我们所的老师以及师母，估计也都在赶来北京的路上。没想到我这一出事居然惊动了这么多人。当天晚上，王庆就陪着蕙丽来到了北京，李东在304医院人头熟，帮忙安排了大家的食宿。蕙丽见到我时，我情况已经好转，她把王庆和李东老是夸讲了一番。

    （李东，蕙丽，高彬，2012年北京鸟巢）

我在CCU一共住了5天，高镜媚每天换着样给我送吃的。她说，都是她老公宋继伟做的。小宋也是我们所毕业的博士生，我自然早就认识。真的是难为他们两口子对我如此尽心！CCU的日子实在是十分难熬，里面好像有9张病床，住的满满的。我左边是一位高龄的老太太，右边是一位老大爷。特别是夜里总是听到病人痛苦的呻吟声，令人感到十分压抑。不记得是第二天还是第三天早上，老太太去世了。我眼睁睁的看着老太太被拔掉管子，盖上白被单无声无息的被推了出去。右边的老大爷大小便失禁，CCU中弥漫着一股难闻的臭气。我看到一位男护士默默地替他清洗，心中一阵感动，在CCU里的医务工作者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高镜媚和宋继伟，2015年？，西安？）

我总怕自己给那些医生护士添麻烦，所以一直到第三天我实在是憋不住了，才跟那位男护士说，我想大便。他给我端来大便盆塞在我臀下，又帮我把床头要升起来，并和颜悦色对我说：“大爷，你慢慢来，好了叫我。”至今我仍记得他那鼓励的眼神和那悦耳的京腔，CCU中的病人最需要就是关怀。躺着排便实在是一件难受的事，我费了好大劲才终于便出来一些。那位男护士默默地帮我处理好一切，我心中充满着对他的感激。5天中我只大便了这一次。

第6天我出了CCU，北京邮电大学的领导和老师也来医院。这次若不是他们的帮助我不可能这么快得到急救，或许就一命归西了，所以我对北邮的同行非常感激。打这以后，齐佳音老师，还有他们的潘煜院长，都跟我成了好朋友。出了CCU又在普通病房住了好几天，大部分所里老师我都劝他们回家了，只有胡清河和高彬还留下来陪着我。胡清河在北京还有些工作，所以高彬是出力最多的。

在普通病房又住了4天，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至今想起这一趟北京之行真的是还有些后怕。这趟去北京我穿了一双在香港买的英国Clark的新皮鞋，事后我一看到这双鞋就想起那次不幸之旅，所以之后再也没穿过那双鞋。由此可见北京心梗之旅给我心中留下了永恒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