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战累败，却又累败累战，我在申报自然科学奖这件事上还是十分执着的。2009年至2011年我再一次申报自然科学奖，这一报就是三个年头。最终的结果还是失败了，于是我终于认命了，此后再也没有申报过任何奖项，当然参加别人打头的奖项不算。记得好像还真获得过三个省部级的自然科学二等奖，不过对我来说都没有用了，也从来没放在心上。

这次报奖时间拖这么长也是情有可原，主要就是教育部和国家奖励办都要上网上申报系统，系统刚刚使用功能不大好，大家也不太熟悉，所以拖的时间就比较长。首先是2009年下半年开始申报，我跟唐加福，黄敏一商量，觉得还是要找能提分的朋友一起申报，可能性更大一些。上一次找香港的朋友参加好像也没起到正面作用，反而让别人感觉是拉人凑数。当时跟我校管理学院的樊治平老师走的比较近，于是我们决定邀请樊老师参加。樊老师跟我住一栋楼，我打电话跟他一说，他便欣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于是这次参加的报奖的人员是：我、唐加福、樊治平和黄敏，报奖的题目是：制造与服务系统运作决策的建模与优化方法的研究。那几年，服务系统运作管理炒的比较热，所以选了个这个题目。治平在决策领域有很深的造诣和成果，而我们的研究成果还是主要集中在制造系统的建模与优化方法上。

2009年开始的第一步自然还是报教育部的直报国家自然科学奖，写了几个月的报奖材料，等到用报奖系统报上去之后就耐心等结果。好容易等到第二年2010年终于等到了好消息。这年柴天佑老师正好参加的教育部的科技进步奖的评选工作，而且还是评审专家组的首席专家（不知道叫什么头衔）。这时柴老师已经是工程院院士，又是国家基金委信息学部的主任，所以他有资格担任这个重要位置。虽然我和柴老师关系匪浅但我事先并不知道，也根本没跟他说我报奖的事。一直到他评奖回来了他才告诉我，我的直报项目通过了。不过柴老师可不是顾树生老师，他没有“敲诈”我要我请他吃饭。这时柴老师已经位高权重，也是很忙了，我也不可能有请他吃饭的荣幸。倒是此后我还参加过好多次他的饭局，当然我都是陪客不是主宾。因为我是柴老师主持的创新群体的主要成员，也是他主持的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要成员，当然都是“之一”。

     （柴天佑院士领导的创新团队，2006年沈阳东北大学）

紧接着就是向国家奖励办申报，自然又是用网上申报系统填写材料。虽说是线上申报，谁也不可能直接在线上填写，还是要在线下先把材料写好，字数还要控制在限定之内，反复修改后才能到线上去输入。实际上比离线申报更加的麻烦。忙了大几个月终于按期把材料报上去了，刚想消停消停忽然来了通知，说是我的材料不合格要我补送材料，至于是什么我早忘得一干二净。于是我又急急忙忙按要求准备材料，这时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只好让刘黎黎帮我跑一趟北京把要补交的材料送去。我的项目是教育部推荐的，所以相关材料也都是送到教育部。

等到刘黎黎从北京回来，她对我说：“教育部的人说，别的项目组都有人常驻北京，就我们一个人都没有，对我们很是不满！”我心中顿时就有一种不安的感觉。201X年后跑奖跑项目的风气已经很盛行了，我什么“工作”都没做，一分钱没花，想报大奖是不是“很二”呀。那几年我跟伍乃骐走得很近，他在广州工业大学，请我讲学过两次。这一年他也报了国家自然科学奖，所以我们俩经常用邮件联系，交换相关信息。所以对于当时的“风尚”还是了解的，只是不屑于那样做，更准确的说是不会也不屑于去学那种做法。

果然等了很久也没有等到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管报奖）的消息，我按捺不住了，从网上查了电话号码便打过去询问。当我说明我是东北大学的汪定伟时，对方的傲慢和不屑透过电话向我扑面而来。他说：“你自己心里没数吗？告诉你，你的项目在所有函评项目中排名垫底。”说完他撂下了电话。失望之余我感到受了一场羞辱，排名垫底又怎么样？如此奚落我，不就是因为我一次也没去“拜过码头”吗？。

函评排名垫底自然是没有进入下一轮答辩的机会了，这次的申报又一次落空了。从2002年到2012年，十年中我三次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奖，可惜都失败了。这一年我已经64岁，即使报上国家自然科学奖申报院士也太老了，因为院士正常申报的年龄限制是65岁。于是我明智的选择退出竞争，算了，再也不报了！当时心中回响的是杜甫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当然一滴眼泪也没有掉，虽然心中有一阵阵隐隐的痛。学术的金字塔只有极少的人能爬到顶端，我爬不上去也就到此为止吧。好好活着，按自己的原则做人，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