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当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对于学者来说，不想当院士的学者也不是好学者。在很早的时候我心中就埋下了当院士的种子。

    （我的工作照， 2005年沈阳东北大学摆拍的）

那还是在1981年底，当我接到华中工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之后不久，一天傍晚我和同学、同乡兼好友的吴汉生一起在东工校园里散步。那时他也刚刚接到了东工的硕士研究生录取通知。我们一起畅谈今后的理想和抱负，对未来学习生活的向往。吴汉生提出我们俩保持联系，互相通报自己那边的学习课程和内容。我们约定有教材就多买一份，寄给对方。吴汉生当时似乎比我懂得多，他说我们俩“相互支持，南北呼应，争取将来都当上学部委员。”这时我还不知道什么是学部委员，于是他又给我解释了一通。

从此之后我心中就埋下了要当学部委员，也就是之后的院士的种子。待我在华工进入学习阶段后，我始终没有忘记我们的承诺。我们的自编教材很多，什么《大系统建模》、《大系统递阶控制》、《大系统定性分析》、《决策分析》等等课程都有自编的油印教材。我每样都多买了一本寄给了吴汉生，但是吴汉生的回报却极少。不是他不履行诺言，实在是东工的研究生课程少，教材更少。两年多下来，他一共就寄给我一本薛家庆老师编的《最优化方法》。不过这本书还是很不错的，在我们华工的研究生同学中被广泛传看。

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我来东工任教，但是此时吴汉生已经上日本广岛大学留学去了。听说他在日本学的很不错，后来在某大学拿到了正式教职，之后又当上了教授。有一年我们在上海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相遇了，好像是亚洲控制会议。我们相谈甚欢，吴汉生盛情邀请我去日本做学术访问。他说日本科学振兴基金给的钱很多，他愿意帮我申请这个基金，这样我就可以方便的到日本做一段访问学者。我很高兴的接受了他的邀请，回来后我把我的材料寄给了他。但是过了好久一直没有回音，待我通过邮件问他结果时，他说申请没有成功，于是此事就不了了之了。

岁月蹉跎，时过境迁，南北呼应已不可能，一起当上院士的梦自然也早已“灰飞烟灭”。不过我心中的种子并没有死去，而且还一直在发芽，生根，长大。我主要做应用基础研究，所以科学院院士便成了我的努力目标。而要报科学院院士必须先有自然科学奖，于是便有了我三次申报自然科学奖的曲折经历，遗憾的是到最后也没有成功。学术地位也像是一个金字塔，越到高处地方越小，能容纳的人也越少。大家都在攀登，能攀到顶尖的总是少数人。我虽然没有攀到顶峰，然而我努力过，也就没有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