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5月，忽然接到基金委管理学部的通知，让我去北京参加基金项目的后评估。所谓“后评估”就是对已经完成的基金项目的完成质量进行评价，打出个三六九等，以促进以后的研究。到了会场我才知道，从2002年起我将担任管理学部的评委。

到了这年的7月，我接到通知去苏州大学参加一年一度的基金项目申请的评审会。正好会前我在北京参加刘宝碇老师主持的2002年的国际信息学大会，而纳特教授夫妇要来参加会议，自然我需要当好东道主，招待好他们。这次会议，扎德教授（就是那个模糊集理论的创始人）也来了。会上最令人难忘的是在一家新疆餐馆里吃烤羊排，真的是人间美味呀，我再也没吃过那么好吃的烤羊排了！我和纳特教授夫妇坐在一起，自然就有了跟扎德搭讪的机会。我告诉他，我听过他在UNC Chapel Hill的报告，对他提倡的软计算很感兴趣。可惜扎德那时候更感兴趣的是盘子中的羊排，谈话不能深入下去。其实我也知道，在国际上会议上,特别是在饭桌上，只能认认人，真正的交流往往还是在会议之后。我陪纳特夫妇在北京玩了两天，爬了长城，逛了故宫颐和园，把他们送上了回美国的飞机，我便乘火车去苏州了。

     （我和纳特教授，2002年北京颐和园）

苏州我来过好几次，但苏州大学我还是头一次来。会议先在苏州大学的招待所召开，随后又搬到太湖边的一个豪华宾馆召开。太湖波光潋滟，风景十分秀丽。只是这时正值盛夏，湖中的水草疯长，湖水泛着一股子草腥味。想不到五大湖之一的太湖也扛不住人类的污染，我国环保问题真的是不能不关注了！

    （太湖雨中远眺，2016年无锡）

在这次会议上，我被正式聘任为管理学部的评委，简单的动员会后便开始了具体的评审工作。我们一个人被分到十几、二十份申请书。这些申请书都是经过5个专家函评（即通讯评议）过的，只有函评过关的申请书才能进入会评阶段。管理学部的评审采用的是双主审制度，就是一份申请有两个主审，每个主审评审若干份申请书，在会评时负责介绍这份申请书的研究内容和评价，其他评委则根据主审的介绍，决定投票支持或反对。最后根据评委投出的支持票数的多少决定当年的资助项目。当然由于总的资助金额的限制，资助项目的最后决定还要到基金委的领导会议上，待各学部平衡之后才能最终决定。总的说来，国家基金委的项目申请和评审过程是非常公正的。由于基金项目获得数量是学校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而会评是评审的重要一关，所以各个单位对当上基金委评委的老师都非常的重视。虽然在会评过程中，各单位的评委对本单位的申请项目都必须回避，但是对会议的评审结果却是能早一步知道。这样当上评委后无论在本单位还是在本学科中的地位都大不一样了。

于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似乎有了“翻身农奴得解放”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