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也是我第三次访美回国后的第二年，香港理工大学的容启亮教授和叶伟雄副教授邀请我去他们学校访问。容教授是国际上知名的教授，特别是在航天机械领域成果卓著。叶教授则是我很多年的老朋友，他帮过我很多忙，在此难于细表。在这之前，我和两位香港老师已经有很好的合作和学术交流，并且已经送了好几个学生到他们学校交流访问。李莹、黄敏都已经在他们那里工作过。两位老师也都到我们东北大学访问过。这时我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我和容启亮、叶伟雄，1999年香港）

虽然在此之前我已经多次访问过香港，不过以前多是开会，没有常住。 真正在香港工作和生活这还是第一次。这时，李莹和黄敏还都在香港，李莹已经去了城市大学，黄敏则正在理工大学工作。李莹帮我订好了理工大学在沙田那边的宿舍，记得叫百德园，我便在那里安顿下来。香港是个拥挤的城市，那里人都很多，这一点我很不喜欢。但是百德园在沙田那边的山上，算是人比较少的地方。我每天从百德园步行20多分钟到港铁的火炭车站，从那里坐火车到红磡终点站。理工大学就在火车站旁边，过一个天桥就到学校了。从走进火车站开始就进入拥挤模式了，直到进了办公室才算可以喘口气。记得当时我在理工的DE004实验室工作，这是一间很大的地下一层的实验室。一应设备俱全，我有一张宽大的计算机台和高性能（当时标准）的计算机，加上网络速度非常快，资料获取远比内地方便容易，应该说做研究的条件还是非常好的。每天中午我们可以上教工或者学生食堂吃饭，其实就是美心和大家乐在大学办的餐饮，24小时供应。由于大学提供免费房租，所以膳食比外边要便宜一些，但是美心和大家乐的服务质量应该还是没打折的。晚上下班后，其实无所谓上不上班，就是我准备回去的时候， 我便乘火车到沙田站。沙田新城市广场是个非常大的购物中心，我非常喜欢那里。这次“修例风波”，有人在那里闹事就让我感到非常痛心。新城市广场里有个很大的百佳超市，我通常在那里买些食品和日用品带回宿舍，第二天的早饭就有着落了。

     （我和李莹，1999年香港）

香港玩的地方并不多，那时迪斯尼还没有，海洋公园我早就去过了。尖沙咀就在理工旁边，晚饭后就可以去那里吹吹海风，欣赏对岸港岛上的绚丽灯光。山顶虽说早就去过，但来一趟还是要再去一次。好像是李莹和黄敏一起陪我去的，站在太平山顶，香港的繁华尽收眼底。记得那天回来后，我们一起去找地方吃饭，李莹推荐我们去“农场餐厅”吃牛排，吃的很是过瘾。后来我好几次再去找农场餐厅就是找不到了，别人告诉我哪里改名了。

放春假的时候，一下子休息好几天，没地方玩我便约黄敏一起坐船去澳门玩。当时澳门还在葡萄牙治下，据说治安很不好，走之前同学都说到那里一定要小心。我们逛了大三巴，葡京大酒店，自然也玩了一下老虎机，一百块很快就输光了，便不再为赌王做贡献了。我们又去了妈祖庙，感觉连内地小县城的庙宇都比不了，小得可怜，然而人家就是这么的有名气！据说澳门的英文名便是有这个庙来的，当年葡萄牙人登岛，指着岛问当地人这儿叫什么？葡萄牙人的手指正好指到了妈祖庙，于是当地人说“妈阁。”于是澳门就成了“Macau”。妈阁里有什么我早已没有记忆，只记得门口有个卖书刊明信片大妈，向我们推荐乱七八糟的宗教书籍。当时到氹仔岛的大桥还没有呢，所以澳门巴掌大一块地方很快就玩遍了。于是当天傍晚我们便乘船回到了香港。

     （我和黄敏，1999年香港）

容老师和叶老师教学工作很忙，他们对我做什么也没有特别的要求，也就是说我有充分的自由。我提出想做“伙伴挑选”的研究工作，我们讨论了几次，也就不再过问了。 所以在香港和在美国的研究模式好像完全不同，我几乎也不跟他们系里的老师有任何接触，总觉得没有融到他们的圈子里去。而在美国，最大牌的艾玛格瑞比教授都好像是我的朋友，每周的学术讨论会和学术讲座，让你能感受到一股浓郁的学术氛围。

既然合作模式是这样，那我们就适应吧。我每天先浏览新闻，然后便开始工作。所有的杂志论文都可以查到下载，这让我相当的满意。我先查阅了很多相关的资料，不但是伙伴挑选要用到的，连回家后可能要用到的资料我都查了个遍。当时还没有U盘，先拷在硬盘里，今后再刻到光碟上。看到光碟上满满的PDF文件，我心中感到无比的满足。心想，这一趟即使研究上一无所获，有这些文献也值了！

我在阅读大量资料后决定从盟主企业在挑选伙伴企业时的成本和完成时间的权衡着手。首先考虑整个工程/任务是一个多工序/子任务组成的计划网络，每个企业参与竞标一个工序/子任务，提出自己的要价和完工时间。然后盟主挑选出适当的企业作为共同完成任务的伙伴企业。显然在关键路上企业需要完工时间更短，而在非关键路上可以适当考虑减少费用。但是由于选择的伙伴企业不同，关键路是在变化的，这就带来了优化的难度。我刚从美国研究软计算回来，于是很自然就想到用我提出的嵌入模糊规则的软计算方法。我自己编程自己计算，经过大量用伪随机数发生器产生的随礼算例的检验，证明我提出的方法取得了很好的计算效果。我又以曾经做过的一个发电站建设的工程为例，证明提出的模型和方法有实际应用价值。工作完成后，我撰写了一篇英文的学术论文，经容、叶两位教授审阅修改，投到了《IEEE Trans.SMC Part-C》，2001年就发表出来了。为了检验软计算方法找到最优解的比率，我又开发了一个分枝定界算法。这个活也不能白干，我便把分枝定界算法的论文投到《Int.J. of Production Economics》，后来也发表出来了。

这一趟香港之行可以说还是成果丰硕，三个月的时间发了两篇SCI论文。 后来我的学生出国，我对他们都提要求完成的指标是一年4篇SCI论文，但实际上他们一般都达不到。唉，不是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