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那次去西安开会的差旅费是从裴伟民老师的科研费中报销的，在上裴老师家签字时，裴老师提出想让我到他的课题组去工作。当时我女儿已经快两岁了，蕙丽为了带女儿请了两年长假。女儿大了，她该回去上班了。这样女儿就要送幼儿园，而蕙丽每天上班走的比较早，而且她所在的沈阳机床三厂休息星期四。这样每天接送孩子和星期天带孩子自然就该我来承担，如果我还像以前那样时常跑鞍山的话就会很不方便。而裴老师的项目是省市的项目，几乎不用到外地出差，这就特别适合我。当我把我的想法跟杨自厚老师和王梦光老师说了之后，虽然他们心中不是很愿意但还是同意了我的要求。我打心里感谢他们对我的体谅。于是我就成功的从鞍钢能源中心的项目转到了裴伟民老师的课题组。

裴老师的课题组主要做软科学方面的研究，当时正承担着2000年辽宁预测和2000年沈阳预测的研究工作。课题组的成员除了裴老师就是我和刘树安，还有裴老师的几个硕士研究生。刘树安比我还早两个月来到我们系统工程教研室，不过他只是本科毕业，比我起点要低一点。我们俩一直同事，一直到我退休。他爱人杨华也是我们系的老师，所以我们俩不但个人关系一直不错，两家关系也很好。组里的研究生中有个蒋建业，若干年之后他念了我的博士生，这是后话。上世纪80年代中，“2000年中国的研究”红极一时，前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时还是清华的博士生，便是做这项研究起家的。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做2000年辽宁的科技和教育的预测。其中又以科技预测为重中之重。

科技预测中的重点是要预测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国内当时有很多人做这项工作，大多都是采用柯布-道格拉斯（Cobb-Douglas）生产函数来测算科技进步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我们自然也不能免俗，也决定采用C-D函数来计算辽宁省的科技贡献率。要做这项工作就必须获得辽宁省的经济统计数据，包括投资、劳动力和生产总值等等。于是那时候我们总跑辽宁省政府各单位，统计局、省情报中心、发展研究中心、省科委、好在这些地方都在市内，我和刘树安骑着自行车来回穿梭。后来不知道是树安要上课还是怎么的，时常就是我一个人在跑。其中省发展研究中心是我去的最多的地方，他们也是参加单位之一，所以我们经常要一起讨论。

当时软科学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定性分析为主，咱哥们毕竟也曾经写过小说，笔头子还是耍得起来，什么主要因素，态势分析，策略建议，样样都能说出过一二三来。但是在我内心是看不起这种研究的，我是理工男出身，自然更喜欢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写篇论文里面要是没几个数学公式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于是我便在研究中尽可能地采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最早的研究自然还是围绕C-D函数的计算开始的。由于我国刚刚经历过十年动乱，统计数据很不完善，加上那几年经济变化也大，用历史数据来估算C-D函数中的资本产出弹性和劳动产出弹性十分困难。特别是在进一步分到各个行业时，那些所谓的统计数据干脆不能用。用一般的最小二乘法估算出来的两个弹性参数根本无法通过统计检验。我有大系统递阶控制方法的老底子，很自然想出了分解协调的方法，于是我设计了一种两步一元回归的计算方法。即在第一步分别对资本产出和劳动产出进行一元回归，把另一个因素当成误差。然后在第二步在根据第一步的结果推算出两个弹性参数值。试算结果，这样算得的参数值就能够很好的通过统计检验。实际上第一步是分解，第二步是协调。用这样的方法我对辽宁省的C-D函数中的两个弹性参数进行了估计，获得了可以使用的C-D函数，这样就可以计算各年的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并可以借此推算预测今后若干年的科技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这项工作发表在当年在苏州召开的中国自动化学会的一个学术会议上，后来文章又被发表在《办公与信息管理自动化》1988年的第一期上。这个工作其实是很肤浅的，我心中有数，不管怎样那是那个时代那个领域的我力所能及的定量化的工作吧。

为了未来若干年测算科技人员的需求量，我参照C-D函数的形式，把测算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分解为科技人员投入和科技经费投入两个因素，然后用历史统计数据估计人员投入和经费投入的两个弹性参数值，然后按照对科技进步贡献率的预测，便可以预测出要达到要求的科技进步贡献率的水平就必须要多少科技人员。这项研究还是很有创新性的，虽然社会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很多，难以预测的偶然因素也多，但是我提出的这种估算方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起码它是依据科技进步的投入要素来定量分析的，而不是像某些研究那样，简单地请几个专家来拍脑袋。专家没经计算一张嘴说多少就是多少。根据这项工作我写了一篇学术论文，题曰“科技人员需求量的预测方法”发表在《控制与决策》1989年的第5期上。

2000年的沈阳跟2000年的辽宁的研究内容差不多，无非是统计数据的口径不一样，相关的研究情况我就不在此赘述。在多次跑省政府的过程中我认识了省府办公厅的李增祥主任，他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支持，为人也十分谦和，很重视教育和科技工作。有一次他跟我谈起，教育究竟对科技进步，乃至对经济发展有多大的促进作用，能不能测算一下？我听了很感兴趣，便说：“现在并没有测算教育促进经济发展的现存方法，要测算就必须做深入的研究。”李主任当时分管教育口，所以他关心的是能用科学的方法说明教育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于是他决定给我们里一个新课题，叫做“辽宁省教育投入促进经济发展的研究”，省政府给我们批了1.5万元经费。虽然这个课题主要是我争取来的，但是我资历尚浅，也没有独立的班底，还是需要裴老师来掌控大局，因此还是请裴老师担任负责人。当然裴老师也做了很多工作，跟各政府部门的沟通离了裴老师我还玩不转。

研究工作开始，我选择沈阳第一机床厂作为调研教育程度与劳动效率关系的研究基地。正好当时已经开始实行劳动定额管理，各车间都有所有工人完成劳动定额的详细记录，当然工人的文化程度、年龄和工龄等基础数据更是有案可查。于是我和蒋建业便在一机床获得了详细的一手数据。基于这些数据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就可以测算出不同文化程度的工人的劳动效率，结果非常明显，文化程度高的工人劳动效率高。该厂有一个工人大学，工人大学出来的工人劳动效率是最高的。当我把这个结果呈现给工人大学的王福山主任时，王主任高兴地不得了，连着几天中午请我上大饭店吃饭，很显然这便是对他的工作的最好评价。而当初我和蒋建业去调研时根本没人管，咱俩只能在厂门口小饭店喝羊汤。直到此后很多年以后，蒋建业见了我还要回忆我们喝羊汤的“悲惨遭遇”。王主任饭不能白吃，基于这些数据我有进一步推算出职工教育投入对企业效益增长的贡献，不同工种，不同年龄和工龄的工人劳动效率的差异分析。基于这些分析自然就可以提出工厂人力资源配置和工人教育培养的建议。

通过李增祥主人的安排，我又到锦州和绥中两地去调研教育现状和教育经费投入的情况，并和当地教育工作者交流讨论存在的问题和预期的解决方法。我拿着省政府办公厅介绍信，自然是一路绿灯，也享受到了地方对上面来人的热情。以后想起，才知道为什么当领导的都喜欢下去检查工作了。

打从2000年辽宁和2000年沈阳的研究开始，系统动力学（Systems Dynamics）就一直是我们的一项主要的定量分析的工具。由于教育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科技水平来间接地促进经济发展的，而教育的定量化又与人口系统息息相关，因此对于这样复杂的社会经济系统要做定量化的科学分析，采用系统动力学可以说是不二法门。这样我便开始学习系统动力学，并构建了人口-教育-科技-经济等众多因素的因果关系模型，再根据一些现有的统计数据估算了其中的可测算的相关参数，又主观设定了一些参数，然后用建立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进行试算。根据现有的统计数据对主观参数进行修正，最后得到了基本可信的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系统动力学模型。这样就可以测算出教育投入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并对以后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教育经费投入做出有科学依据的计算。这项成果成功的通过了专家评审，列入了辽宁省的科技成果目录。而所用的方法我写成了英文论文，投到了1990年的国际系统动力学大会上，题目是“A Simulation Support System for Public Education Investment Strategy Analysis”即“公共教育投资策略分析的仿真支持系统”。论文被会议录用，1990年我在美国当访问学者时去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报告，这是后话。

这项工作是在1989年做的，当年10月我就去美国当访问学者去了，所以后来的收尾工作我没有做好。当时李增祥主任希望我能写一部这项研究的专著，我也没有完成。出国回来后我转到了其他研究领域，就再也没有做软科学方面的研究了。所以我心中一直是有内疚的，既没有完成对李主任的承诺，还把项目的收尾工作都甩给了裴老师，而项目的经费还被我出国花了不少。裴伟民老师一直对我很器重，对我也非常的宽厚包容，他曾经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和指导。只是想不到裴老师后来英年早逝，我深感痛惜！愿裴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从1987年到1989年，我做了大约两年的软科学研究，应该还是有成绩的。但是总的说来，我感觉软科学研究非定量化的方法太多，难以避免主观性的东西，科学性也有待提高。相比较而言我还是喜欢定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自打离开这个领域之后，我就再也没回来做这方面的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