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弟姐妹五人，年龄间隔差不多都是两岁半。1963年夏天时，五人中三人同时参加考试，大姐考大学，哥哥考中学，我考上音附小，而妹妹那年也要进小学，结果四人一切顺利，都如愿以偿。我那时人小，考试和等通知都不上心，无所谓，而大姐的录取通知，母亲等得够心焦的，因为弄堂里同时还有一个考大学的，她录取通知先来了，有点得意。记得那天我和我哥还就是在她家和她弟弟们下军棋玩，是看着邮递员送来通知的。大姐的录取通知是第二天才送来的，母亲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
       我姐姐哥哥们学习成绩都不错，当然我也不差。大姐二姐的初中都是在市八女中，大姐的高中和我哥的初中都是在大同中学，皆是重点好学校。应该说，我们在自己能够掌握自己求学命运那时期，都很努力，学习成绩都挺好。
       大姐读中学是全天上课，自己带饭去，一个铝的长方形饭盒，一半放饭一半放菜。大姐那时很不容易，因是老大，上面没榜样，功课也没人可问，父母也帮不上忙，一切全靠她自己独个儿朝前走，所以她能在报上看到上音附小招生广告，并且知道我唱歌好音乐课成绩好，也就自作主张把我带去报了名参加了考试。可以说，我后来的人生路等于是大姐在十八岁时代我决定了。我当时自然不怎么乐意去，大姐说你考不上仍可回来读书呀。考进后，有一次我们学校参加上海之春演出，下午排了队走在江宁路上去美琪大戏院，大姐和她同学一起来看，同学叫我姐指认我，大姐没指，那同学就大叫一声我大姐名字，惹得我回头一看，就这么被认出了。那时大学毕业是统一分配，绝大部分被分配到偏远中西部，而“天（天津）南（南京）海（上海）北（北京）”名额少之又少。因为男朋友已在两年前毕业分配去了天津，大姐在全班仅一个天津名额的情况下，总算如愿。大姐读大学时是住校，周末回家，那时社会上小道故事多，一只绣花鞋之类的，有几次她就给我们讲那些真真假假的故事，比神话鬼怪故事还吸引人。大姐有一个怪癖，不吃栗子，连烧在栗子鸡里她也不吃，真不知是何原由。那时家里的脏衣服两个姐姐洗了不少，大姐做事干脆，看到有脏衣服必洗，有时周末回家，连夜也会把衣服洗了，她就看不得让脏衣服过夜。过年时，也是大姐带了我们几个一起搞大扫除。
       二姐读初中也是全天，也带饭去，那时中学都是全天上学。只可惜她在初中毕业考进中专的航空技校后，临开学前被检查出患了肝炎，没法上学，请了假，过些时日后就被退学了，我父亲是老实人，去学校什么也没争辩领了退学单就回来了，二姐想从事航空职业的梦想也就破灭。一年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工厂来沪招人，二姐就报名去了乌鲁木齐，那个年代，不愿在家白吃饭啊。去乌鲁木齐，火车三天四夜，就这么坐着，而且行李架上座位下全塞得满满的，连坐的姿势都很难自如调整，那个滋味实在不好受，现在很难想像二姐那时是怎么过来的。之后她每年回上海探亲一次，两周假期，每次都是在匆匆忙忙中度过。再去时家里买了很多吃的给她带去，同时还要帮别人带很多东西，弄得回回都是大大小小十来件行李。因为我们也常托别人带东西，都是互相的，所以不好意思拒绝的。去乌鲁木齐的车是晚上很晚开，每次我们都早早送她去北站北入口候车，只为早点上车为她抢地方放行李。待车开时二姐每次都哭，默默地掉泪，我也忍不住地难受。记得有一年下大雨，我那时刚学会骑自行车，送完二姐，我和哥各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顶着瓢泼大雨从河南路骑车回家，人少车少，时间也已近半夜，我们骑得飞快，回到家全身湿透，母亲烧了姜汤给我们喝。就这样每年一次连续几年后，我也离开上海去了部队。我在上音附小读书时，家长会父母亲从没去开过，大姐去过，二姐也去过，所以她至今记得我那些老同学的名人家长们。
       大姐读中学时也得过病，腰子病，那一阵她不能吃咸的，只能拿不放盐的花生酱当菜。我在中学毕业分配前也生了病，是胸膜炎。那时69届是“一片红”，第一批上山下乡自然没我，几个月后我病还没好彻底，部队文工团从我老师那儿要了地址找到我，带我去了部队。就当时表面的直接因果关系来说，同样生病，二姐因病得“祸”，我因病得“福”。因为二姐在边疆，66届初中毕业的我哥分配时按当时政策留在上海进了工厂。后来我妹妹毕业分配，她去了市属农场。
       我哥的眼睛因水痘自幼近视，还带散光，很倒霉的事，所以他小时候很注重锻炼身体，小学时就去学练了一阵武术，什么扫荡腿啦飞腿啦，能那么踢打蹦跳几下。我哥从小数学好，考进大同中学后，数学一直名列前茅，深得老师喜爱。以至下四国大战或打牌，他也能比别人多算计一步，我和他搭档最多，自然我们赢的次数也多。我和他下象棋，大概胜负差不多吧，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是速算成绩第一。后来他成人后学会并喜欢上了打桥牌，业余时间常打，成绩不错。他进工厂后还有了另一爱好，就是烧菜，以至每次过年过节或有亲朋好友来吃饭，都是他定菜单并自己烧炒，不过他只管烧和切白斩鸡之类大事，洗菜什么的都由别人做，所以母亲说，他一进厨房，别人反而更忙。也不知他哪里学的，一桌菜总弄得蛮像样，味道也可以。后来过年时八宝饭我们也自己做，也是他起的头，而水果羹、色拉之类则大姐早早地就自己做了。哥哥是我们五人中唯一一个一直在上海生活工作、没去外地长住过的，他仅在六六年大串联时出去周游了一圈，好像有一个半月吧，在混乱拥挤的车厢里向北去，在不知明天能去哪的情况下苦等大接见。后来钱没了，不敢问家里要，写信给已在乌鲁木齐工作的二姐，二姐给她寄了钱，那般混乱中他竟也收到了。他在回到上海后，母亲把他所有衣服都放盆里用开水泡，还放炉上蒸煮，因为邻居家一个串联回来的发现衣服上有虱子，这可是大事情，上海没有跳蚤、老白虱，必须严加防范的。
       我妹妹有点不走运，母亲在怀她时曾想不要的，让她还没出生就受了点苦，多少遭了点罪，以至学习成绩不如我们上面四个。记得有一次不知因为了什么，我一气之下把教她做好的作业全部擦掉，爷爷看不下去，拿了扫把要打我，一直追到弄堂口，我跑过马路逃到对面弄堂里。我小时候生冻疮，我妹妹更厉害，到了冬天两手红肿得像馒头一样。后来一个阶段，因为她在家时间多，大多是她淘米，大冬天里自来水冰冷刺骨，真够她受的。人心很奇怪，我没被美好文字感动，有一次却被文字能力不强的我妹妹极其简单质朴的来信感动得差点落泪。我想，那是联想到了很多，由综合因素引发的吧。
       我们兄弟姐妹，性格分别随了父母，大姐和哥哥像母亲，性子稍急，我和二姐像父亲，性子稍慢，妹妹则折衷。两个姐姐都喜欢越剧，读中学小学时就去照相馆拍了越剧戏装照，大姐扮小生，二姐扮花旦，照得挺好，多年后我学习扩放照片时，将这两张照片放大，感觉衣冠、发式、化妆、姿态都挺像回事的。
       我们家里从我小时候起就一直订着《新民晚报》，因为爷爷要看，我们小孩也跟着喜欢了。记得有时报上有连载，《杨家将》什么的，以至每天报纸一到，我们几个总是谁先抢着谁先看，再一个个轮下来。
       还有我两个叔叔，毕竟较亲近的，小时候来往很多，尤其小叔，至今还记得他带我和哥哥去虹口体育场看足球赛。小叔三年前患肺癌去世，我得知消息后中断旅行赶回来见了他最后一面，送了他最后一程。小叔是我家第一个走出上海的，五十年代末在半是自愿半是不得不愿意的情境下离开上海，去了大西北参与国防研发事业，在满目尽是沙砾石子的戈壁滩寸草不生之地，全靠他们一双手，为自己先盖房再建厂。他的通信地址是兰州XX信箱，实际却在玉门还往西，都快到新疆了。那时给二叔写信都是我哥的事，由爷爷奶奶口授，由此我哥也集下了很多那个年代的邮票。我大叔十来岁时从浙江老家来到上海求学，四十年代便读完了初中，他是三兄弟中学历最高的，虽然后来工作不错，但谁又能超脱于时代？他在唐山大地震时带医疗队奔赴第一线参与抢险救灾，呆的时间不短。我父亲和两个叔叔都早早就入了党。
       继小叔、二姐、大姐之后，我也离开上海去了外地工作，后来更还第一个出国到异国他乡生活了几年，由此深知离家在外的滋味，因而我在近年的行游全国计划中，很留意亲人曾工作过呆过的地方，一个个都去看过了，乌鲁木齐、低窝铺、天津、唐山，还有我父亲后来出去工作过的几个地方。那是我内心的一份愿望，就是想亲眼看看亲人们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就是想见识感觉一下那个地方到底怎么样个境况。人，都有亲情心结的。
（2013.2.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