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家里共九人，爷爷奶奶，父亲母亲，还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爷爷奶奶共生育了八个孩子，在那兵慌马乱年代，五个早早夭折了，惟有老大我父亲和最小的两个叔叔长大成人。两个叔叔原先也住我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工作，先后搬出去了。
       我的祖上是南北朝时从广东迁徙至浙江的，之后家族延续了一千好几百年，到我爷爷是第五十二世，我看过族谱，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一代一代世系传续。我爷爷兄弟三人，他是老大，并且他这一脉上溯好多代连着都是长子，所以他算得是家族中重要人物。但身处二十世纪初社会大动荡时代，乱哄哄中宗族诸事已少有人关顾，而我爷爷生性脾气倔强，对这类事没兴趣，又碰上不称心事，就在年富力强时早早背井离乡，离开了那一方祖上看中并长久定居着的水土，离开了传续了漫漫五十多世代的宗祠大家族，只身来到了上海谋生。爷爷小时候读过私塾，身体也壮实，体力活脑力活都能干，过几年后又把我奶奶和我父亲也带到了上海。
       我小时候，爷爷还在里弄里做些工作，记得那时家里常有零乱的新扑克牌，蝴蝶牌的，大多为相同的一张张，从来凑不成完整一副牌，那是我爷爷工作的里弄小厂生产的次品。也有几次看到爷爷拎回一大桶热腾腾浆糊放弄堂里，拿根大木棍费力地搅动调制。之后没多久，爷爷就什么事也不做了，呆在家里。童年时对爷爷的印记是，走路风风火火，步步结实，说话声大大的，脾气急暴，时常和不讲理的人争吵，也时常帮人打抱不平。穿着么，夏天就穿和尚领汗衫，宽宽大大的半长裤，腰间挂个厚厚硬皮的大皮夹，就跟三轮车夫的皮夹相似。如遇有客或出门办事，他就穿一件深棕褐色的飘飘忽忽香云衫。我奶奶去世后，爷爷逐渐习惯打赤膊，大热天基本不穿上衣了。冬天，爷爷总是穿一件棉袍，外罩蓝布长衫，头上戴一顶棉帽，脖颈围一条蓝灰围巾。夏天里爷爷喜欢兜马路，穿着木拖板，拿把大蒲扇在附近方圆数百米内来来去去，穿香云衫时会拿一把黑纸面的折扇。冬天里爷爷大多时候都是捧一本书，戴上老光眼镜，或坐于屋内一角，或坐于屋外阳光下，一坐就是半天，一动不动认认真真看书，嘴里还常念念有词读出声。爷爷不做家务事，里弄里的集体公事却半自觉半被动地管得多，因为他是小小弄堂里最高寿者（早几年曾有个比他大的老太），又生来坐得端行得正，一身光明磊落正气，从不背着人说坏话做暗事，也就自然而然成了十来户人家的主心骨，故而也就多尽责多尽义务了，将每晚关弄堂大门、修水龙头、分摊公共费用等诸般牵涉大家利益的事当作份内事做。还记得我读小学时有次春节，爷爷和我们几个孩子一起打牌，觉得老套的都玩腻了没劲了，就突发奇想，以爷爷为主，我们一起自创了一种新打牌方式，既有桥牌式的争叫，也有麻将中的“碰”，既如“争上游”那样的出牌顺序，还有“拱猪”那样的计分，一个上午把条条框框规则都理顺后，我们好一阵的兴奋，连着打了两天，只可惜没能坚持下去，也没能传扬出去，后来就忘了。爷爷是87岁时因脑溢血去世的，很突然，早晨如厕完站起来，还没站直人就倒下了，之后在医院里二十小时内再没醒过，其间几次看见他举起手比划着，并握住了递给他的笔在一张纸上划着，像是要表述什么，但终究没留下任何一句话就离别了人世。我那时不在上海。
       我奶奶是在我14岁时去世的，所以她留给我的印象就是我童年的那段时间，不会和后面年代混淆。奶奶没什么照片，印记深的就一张全家福照片上有她，那上面还有我两叔叔和大婶。还有一张就是她的遗像，在爷爷床头对面挂了好多年。我奶奶是清瘦脸，五官匀称，年轻时该是标致的，头发向后梳，在脑后绾扎盘绕，用黑线网罩兜住，再插根发簪定住。常见她拿了木梳蘸着刨木花浸泡的水梳头，头发一直水亮光滑的。奶奶不识字，家里饭菜都是她烧的，从而定下了我家的家常菜和口味，影响了我家一代人、两代人。我们家都讲上海话，但我奶奶话语中总带有些家乡话味儿，偶尔的，奶奶和爷爷间或奶奶和母亲间会用家乡话对话。奶奶性格温和，从不发脾气，似乎就是逆来也能顺受，和爷爷性格恰好相反，也算互补吧。爷爷天不怕地不怕，里里外外常发火，但惟独对我奶奶不发火。在奶奶病重那些时日里，我是看着爷爷把奶奶抱上抱下，帮着如厕擦身，一句重话都没有，只有关心问疼否？奶奶是66年早春查出有病的，是食道癌，然后就看着她一天天消瘦下去，吃饭越来越困难，我们一起吃饭时，她喉咙里常会像打嗝一样发出声音，说咽不下去。入夏后她就只能躺床上了，因为吃不进食物，最后一个月是每天靠两针葡萄糖维持生命，人瘦得只剩皮包骨了。亲戚们一个个都来看望她，惟有刚去乌鲁木齐没多久的二姐回不来，家里也没将奶奶病情告诉她，因为奶奶喜欢二姐。然后，在最后一个亲戚来看过后，奶奶似乎心内再无牵挂，就在那天半夜里，离开了人世。可以说，奶奶头脑始终是清醒的，直到最后一刻。我那天就和奶奶同处一屋，还有二叔，是看着奶奶原来拱起的腿在席子上慢慢向下滑，直到伸直，吐出长长的人生最后一口气。
       父亲年少时随奶奶到了上海，没机会读书，早早开始了学徒生活，学做皮鞋。学成后即忙于赚钱养家，以让两个小弟弟读书，我大叔在四十年代已读完初中，二叔读完了小学。由此，我父亲识字全靠自学，而爷爷的脾性注定了他从没想过要把自己肚里的墨水倒出一部分给儿子。后来五十年代时父亲才正经上了几年夜校。父亲的长相明显是爷爷奶奶的继承，在他脸上能找到爷爷奶奶的影子，但性格则不是了。父亲是老实人，话语不多，笑容少，这是由他的经历和家庭责任感之压力造成的，可以说他一生都是为了家人在辛苦奔波，兢兢业业、吃苦耐劳地工作着。他的工作换过几次，先是合作社，后来合并了，再后来转行调去了近郊一个较大的工厂，因为路远，他便住厂里，每周回家一次，至今还记得每周四傍晚他走进弄堂来的模样，穿一件藏青色中山装，一手拎个黑包，另一手常会拎些菜啊糕饼啊什么的，菜是那边便宜，就买了些，糕饼是工厂食堂里的，买了来给我们孩子尝新鲜。再后来几年，夏天时他还会拎盐汽水什么的，那是他那份降暑品，他不喝带回来给我们喝。父亲是慢性子，超慢，什么事都不急，每次看电影，他总要等到观众席里灯已全灭才赶到，然后靠领座员的手电找座位，而母亲又偏巧是急性子，每次母亲都是提前带了我们早早先走。我爷爷喜欢看书买书，年轻时挣的钱有不小一部分就买了书，满满的三木箱，可惜文革初上交了一大半。父亲年轻时喜欢看电影和戏，并喜欢买和收藏说明书，我看见过一大叠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和戏曲说明书。五十年代后，父亲也买过几本书，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林海雪原》、《红日》、《苦菜花》、《迎春花》、《把一切献给党》等，那个年代也就只有这些书可买吧。父亲也是突然病故的，脑溢血被误诊为脑萎缩，一天内即离开了人世，也是什么遗言都没留下。那时我在东京。
       母亲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到上海的。父亲老家是在一个不算小的镇上，母亲家是在附近农村，他们比较早的就由长辈为他们做主定了亲。母亲来上海后，十几二十岁时先是帮我奶奶拉扯照看我两叔叔，几年后相对稳定了才自己生孩子。照我母亲后来说，我奶奶不会带孩子，我两叔叔小时候还是我母亲出力多。我母亲很能干，敢想敢做，急性子么。但仅仅也就是急于把事情做好，赶前不赶后这样的心态，而不是毛毛躁躁马马虎虎那种。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爷爷和父亲要做工，母亲常出去买米，这在那时是很难办的事，有时要跑老远到泥城桥、老闸桥、甚至过苏州河经过日本兵岗哨到虹口去背米回来，母亲个子矮小，桥上人多拥挤，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母亲在生了我妹妹后，因要上班，就由我爷爷每天一根扁担挑了我妹妹和午饭走二十分钟路送去让母亲喂奶。我母亲没上过学，没底子，仅靠五十年代扫盲补习了几年，识字终究有限，但比起邻居妇女们，她算得很好了，后来退休后还能帮居委会做些事，还能读读报纸什么的。当后来我在日本正为了回不回来犹豫不决时，我母亲的一句话“你再不回来，到时我也看不到你了”，促使我最终决定回国。也算陪在母亲身边守着她让她安心走完了人生最后三年，以弥补了我爷爷和父亲去世时我都不在上海的遗憾。
       我们家里，管爷爷叫阿爷，奶奶叫阿娘，父亲叫阿爹，母亲叫姆妈。
（2013.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