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单位里曾有一位同业老者，算是本专业的权威人士，有幸与他一起工作，开开心心共事了几年，只可惜后来他竟自己选择了不归路，当我在日本听到这一消息时，呆愣了好半天，心里痛痛的，只差掉眼泪了。
       我和他差了一个辈份，我一直把他当我的老师看待，他则把我当他儿辈看待，我们如同忘年交。他的专业知识、他的可亲态度是我敬佩的，他的生活观念、心态情趣又和我极相近，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说话投机、处事投缘。
       平常日子里，我们隔了办公桌相对而坐，各做各手中的那部分事，有时搁在我俩中间的电话铃响起，找我或找他的电话大概是六四开吧，但他抢接的次数多些，如果是个女性找我，他就会对我挤一下笑里含醋的眼神，把话筒递给我，还会凭印象跟我说是某某人或是陌生人，我接了话筒自然说话会稍微注意些，因为旁边有人听着的，别留什么话柄笑料，那时没手机嘛。有时我们一起去郊区现场工作，或召集全市性会议或做专业上的具体琐碎事，那时他态度是很认真的，因为他是主角，要发言要布置工作，每句话都是有份量有效用的，而我就是他的得力助手，张罗着整个过程中的大小事。不管是专业上事还是杂事，他对我都是满意的，交给我做的事他是放得下心的，这并不是我自吹自夸，都是他自己亲口说的。有时我们也一起去远方出差，一般都是开会，每次我们都是同住一屋，尽管他打呼噜，可我不在意，我对睡眠的心态一直很好，总觉得真累了真想睡了就能睡着，睡不着那说明还不睏。这种时候他就告诉我他的救命药放在哪里，碰到什么情况该怎么办，他心脏不好，以前曾突发过危险事，因此他从来不住单人间，不过我是一次都没碰上那危险事。有几次他病了，但工作上的一些事必须由他拍板定夺，他就坚持来上班，我、或者别人就扶着他走上高高的楼梯。
       他出生成长于旧上海，对上海滩一些旧事知之不少，尤其是吃，他是好吃会吃的，我也就跟了他尝过了很多上海的或外帮的名菜肴名小吃。我们的办公室就是旧上海滩上一名人的房子，阳台外就是车水马龙的繁华街道，有时他就在那儿站一站，指点四周楼房环境，给我说些当年事。他妻子很早就去世了，他一直没再娶，独自将几个孩子养大成人，这一点很不容易，这也是对他影响很大的重要事。他戴眼镜，头发略花白，冬天常穿棉衣，外面是藏青的中式罩衫。
       由于人少没处搭伙，很长时间里我们的中午饭都是自己解决。大热天里，我就去楼下买一只西瓜或两块冰砖，再加两个面包，这就是我们俩的午饭，我们口味也相近。由于很多工作就只是我们俩的事，与旁人不相干，我们也就形影不离般很是密切，既是同事更像是亲人，别的同事都有了点议论，亦或有嫉妒的。
       我决定出国时，明显感到他有些伤感，也明显看得出他深切地意识到了自己年纪已大，身体不好，而羡慕了我还能有放弃已有一切的勇气，但他是支持我的，他说自己若年轻些也会和我作一样决定的。也许我们平时太熟悉，我走时他并没说什么惊人之语，而我也因为太熟了，也就没有记得他那时对我说了些什么，而这次却从我那位去美国的好友处得知一意外消息。好友比我早出国一年，临走时曾来向我前辈告别（好友也曾一起工作过一段时间，本来就相熟），他握着我前辈的手说：您老保重，下次回国来再来看您。前辈回答说：你下次回国来时可能就见不到我了哦。因为话中有话，有点特别，而且后来果然成真，所以我好友一直记于心，这次就告诉了我。

       呜乎，原来他早就有了那样想法了！唉，他是知道自己的身体病情的，也知道结果，但，何必自己去提前选择那结果呢？我在去东京一年半后回来过春节，曾两次去看望了他。第一次他躺在医院里，很瘦很虚弱，他没让我多坐，说怕自己激动。第二次他已出院，我去了他家，他比十几天前好多了，精神好自我感觉也好，我陪了他一个多小时，看着他吃饭、吃药，还和他留了影。没想到等我再去东京仅半年多后即听到了噩耗。我当时呆愣了半天，接着就想，假若我不出国不离开他，或许他还不会这么快离去，我自信我是能说服他的，我们在一起是快乐的，可惜这一切都晚了，我知道的也太晚了。那天得知消息后我即往上海打电话，是煤气，是晚上，他事前还写了遗嘱，说不要开追悼会，把他安葬在岳母处。他是清醒的，他是很理智地执意要走了。后来我回国又向别人打听了些情况，但其真实原因和冒出念头那一瞬间的真实想法是无法知晓了。
       此事已过去十多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还经常出现于我的梦中，毕竟我们是亲密无间的忘年交，这是我们互相都认可了的。
       他是我的良师益友，是我此生至今为止数得过来的留给我深深印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2006.11.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