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是武器的，有时可以用来征服。
       有过对诗歌的贪婪，在那个年代的校园里的绿草、深夜的弹唱和晦涩的爱情都是诗篇，一些有勇气的斗士坚持着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
       一个人的天赋和感觉，没有想到以这样的方式从新来过。赵丽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评委  《诗选刊》社编辑部主任。其实诗歌不需要这些光环和符号的，因为表面上的对诗的忘却，所以不晓得她的那些文字是什么年代的作品，但总该算是值得庆幸地出土，如果象挖掘出的文物一样。
       诗歌被娱乐文化挤向悬崖边缘，绝望之中也希望利用最后的契机可以像一只鸟儿一样尖叫，声音被滾雷般的涛声淹没，有时怀念竟然也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程。舆论无时无刻不充满质疑，舆论的思维和笔迹与这个表演的世纪有关，舆论也会尖叫但不是鸟鸣，可能是森林里的猛兽，或者恰到好处地把人可以当成类似肉片的东西放入滚烫的火锅里涮。
       诗人本来就没在神坛之上，说诗人走下神坛等于告诉我们诗歌终于回归了，诗歌能回归得了吗？除了被偶尔弄出一些声响供给大家娱乐。诗歌是真正的草根的，在那个年代的诗社象如今的草根联盟或恶搞的圈子一样多。
       我很虚伪，不敢逆着风承认喜欢那些，先前不知是谁或发生了什么，或者根本不认识这个人.，前面可以加上如果没有被舆论沸腾传播的点缀，沉寂的诗歌似乎前所未有地受宠若惊倒是真的。赵丽华箱子底下的一点东西一定会让曾经的杨炼、多多、海子、西川、芒克、江河、徐敬亚、周瑟瑟甚至北岛、舒婷等等一系列我快忘记名字的人的惊羡。如果区分诗人我更愿意以坚持下来的和没有坚持下来的两种去划分，诗的本身都是好诗，怎么可能幸灾乐祸地以为激发了全民都可以写诗的欲望，越发贪婪和喜爱我则越感觉自己的高度距离诗歌如同见到姚明一样。
       从诗境中可以去看看世界的画面、人生的体验，而不是艺术本身。这是个没有纯粹的世界，于是纯粹的东西被看成无聊，阅读什么或者喜欢什么不可能强人所难，而往往目光是被强迫的，证明这个世界也有眼睛的悲哀。
       因为丢失纯粹，就象那个年代呐喊着在中国我丢失了钥匙，男人和女人变成了设备，比如《这架机器》：
        开始的时候
        是我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
        是我把机器安错了
        直到用了这么多年
        直到我确定了我要淘汰它
      机器是一种生活状态，主体可能是婚姻或一种境像。主人挣扎着即将颠覆。
      黑夜给了他黑色眼睛的顾城早已不再，他不算是这个时代被推崇的诗人而是罪犯或疯子。喧嚣世界的现代人都自许拥有黑夜里黑色的眼睛，而没有人会去寻找光明。因为看不到世界的光明，所以有些人怀疑自己是瞎子，在夜晚的迷巷中找不到出口，只有等待，有时不得不承认我喜欢这些诗句。很少有人相信并使用自己的眼睛能够在阅读后思考，所以只能看着时光滴滴嗒嗒地过去。
      商人向北大新诗研究所捐巨款，一部分诗人们懂得赞美中国诗歌界里这产生重要影响的壮举，最终也不知资本的力量可以将诗歌发展至何处。诗歌是纯粹的东西，诗歌成为商品或诗人变成娱乐红人就象扑火的飞蛾。
      这是个可以侮辱人格不能侮辱智商的年代。聪明的人比愚蠢的人多，没有人承认自己愚笨，也不刻意地将外衣彻底剥去，噱头比诗歌是否细腻、敏锐或语言技巧是否高超更加重要。大众疯狂地消费娱乐文化的时代，诗歌也就不是一个特别的国度。
      偶尔去看喜欢的朋友周瑟瑟和他的卡丘主义，偶尔去看看坚持着的他和他们。20多年前的影子依然在那里闪动，在暧昧大街他那遥远的爱情被灰尘覆盖，激情被医药的气息分解，以一种暧昧的方式梦游的生活常态。卡丘者在严肃中嬉戏又在嬉戏中警世，一个卡丘者的执着和生理反应，而用文学解决自己问题的理想化境界则太难。
      诗歌丧失了武器的功能，诗歌的悲哀是把诗歌放在神龛之上，过火或过冷都是一个极端。引用那个赵丽华的诗结束我的自言自语：
       我只要适度的友情
       不要过冷与过热
       我要适可而止的快乐
       一转身
       百合就收拢了自己的花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