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先生与我

沈如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她的前身——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创建就同人民军队结下了不解之缘。早在1940年，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新华总社技术部门的同志们和军委三局指战员们通力合作，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在难以想象的困难条件下，白手起家，建立了第一座红色广播电台，并从当年12月30日开始，将正义的电波，射向广阔的天空。奋战在密密森林和高高山岗上的部分敌后游击队，听到了党中央的声音，无不兴高采烈。延安台的广播，成为鼓舞部队英勇前进的战斗号角。

到了解放战争时期，延安台(党中央撤出延安后改名为陕北台)的广播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广播的声音更加清晰。野战军的通信装备也有了充实和改善。从野战军总部到各纵队都建立了新华社的分支机构。各个纵队的支社都拥有一部无线电收发报台。电台除向前线总分社发送战讯和随军记者采写的新闻外，另一重要任务就是收听、抄收延安台的口语广播和记录新闻。收听、抄收的内容，是部队用以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时事政治教育的重要材料。延安台与我们的电台成了不见面的亲密的合作伙伴。

当年主持延安台口语广播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1944年我在新四军四师创办的江淮大学学习时的老师、党委书记梅益同志。这是我在全国解放后才知道的。

在解放战争时期，我是华东野战军新华社前线总分社的随军记者。1947年春，莱芜战役大捷后，新成立一支主力部队——第十纵队。我被派到十纵政治部新华社前线十支社任广播编辑兼《前哨报》编辑。广播编辑的任务，就是编辑前线记者采写的战地新闻，经电台发往前线总分社，同时负责将电台每天收听、抄收延安台的新闻，迅速编成《前哨报快讯版》，发到部队基层，供广大指战员阅读。

那时，部队打运动战，频繁地行军转移，一走几百里，远离后方，根本收不到报纸。部队要了解全国各战场我军作战的胜利捷报和解放区人民生产、生活和大力支援前线的消息，唯一的途径就是收听、抄收延安台的新闻广播。我们支社要保证在任何情况下，收听、抄收好延安台的新闻，迅速编印《快讯版》。在连续的行军作战中，只要部队一宿营或稍有空隙，报务员就把电台打开，架好天线，开始收报。哪怕敌机在周围俯冲扫射，他们都镇定自若，把新闻抄收下来。有时一夜长途行军，十分疲劳，白天很需要休息，但他们仍坚持工作。我接到稿件，立即加以编辑，配上标题，排好版样，交给文印组刻写在蜡纸上。我们的战地文印员本事很大，他们在钢板上刻写得很快，而且字体工整，非常清楚，还配上了小插图。他们也都非常勇敢，遇到敌机轰炸，房屋震得格格响，他们为了争取时间，不去躲避，坚持刻写。仅用几个小时，几百份可与铅印媲美的油印小报，立即印出来了。然后，由军邮员以最快的速度送到各师团，直到连队，《快讯版》是最受部队欢迎的。各级干部收到报纸，立即就看，成为他们须臾不能离开的精神食粮。连队指导员在连队集合时，将新闻念给战士们听，《快讯版》成为他们向战士进行教育的有力助手。

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47年10月10日，我们抄收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中央军委发布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言发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我们意识到，这是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战略阶段的标志。这是一个伟大的动员令，它将极大地鼓舞全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而斗争。我们决定立即编印《快讯版号外》，部队收到《号外》，欢欣鼓舞，指战员们在开会时，举起手臂，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群情激昂。以后，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北平和平解放，百万雄师过长江，攻克南京时，我们也都出版了《号外》，许多部队还将《快讯版》和《号外》张贴在所经过的城镇和乡村的墙上，并在墙壁上显著地刷上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吸引了新解放区大批群众前来阅读和观看。这个口号的广泛传播，提高了解放军必胜的信念。

在解放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们电台的报务员、译电员和《快讯版》的编辑人员通过坚持不断收听、抄收陕北台的广播，与不见面的广播电台建立了十分亲密的情感，一听到几位熟悉的播音员的声音，一听到“的的、达达”的电码声，就有一种兴奋和亲近的感觉。大家对陕北台给我们不断传来党中央的声音和胜利捷报，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

待到新中国成立，从北京传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呼号以后，我才知道，延安台(陕北台)，也就是新华总社语言广播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就是我们敬重的老师梅益同志，我们收听、抄收的新闻都是经过他审阅的。梅益和语言广播部的同志为鼓舞部队进行胜利的战斗做出了多么大的贡献啊!由于梅益与我有过师生关系，所以当我听到这一情况后，就格外兴奋。

1952年5月，我被调到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新闻处工作，担任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部队节目》编发广播稿的工作。到北京后，我就到梅益同志住处看望他。师生之间，在相隔了一个艰苦的战争年代之后再度见面，那种亲切而激动的感觉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谈话间，我向他汇报了我所在的纵队新华支社在炮火连天的环境中，坚持收听、抄收广播，出版《快讯版》以及部队受到巨大鼓舞的情况，他听得十分有兴趣，也很兴奋。他说，那时，打击敌人，鼓舞人民，鼓舞前线部队广大指战员，是电台广播的主要任务。我们把做好军事宣传放在第一位，特别重视和关心部队收听。当知道各部队都坚持收呼、抄收广播，对鼓舞士气产生很大作用时，反回来也给从事口语广播的同志以很大的鼓励。中午，梅益同志和夫人尹绮华同志请我共进午餐。席间，梅益同志又谈到了中央台与总政治部合作创办的《部队节目》的事。

我了解到，早在1951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发布了在全国建立广播收音网的指示。为了在部队系统也同时建立广播收音网，梅益同志以副局长的身份，走访了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刘志坚，受到总政治部的重视。3月间，由总政治部建议，在广播事业局召开了一次对广播军事宣传工作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总政治部方面出席的有副主任傅钟、宣传部长刘志坚、新闻处副处长冯征等，广播事业局方面出席的有局长李强、副局长梅益等。会议集中讨论了部队建立广播收音网和开办《部队节目》的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同年4月，总政治部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建立全军广播收音网”的指示，作了全面、具体的部署。5月1日，《部队节目》正式播出。从这时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有了专门的军事宣传阵地，广大军民可以经常听到来自军营的声音。此后，广播事业局与总政治部进一步加强了合作，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

1957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和平时期加强向人民群众进行军事宣传的通知》。根据这一通知精神，为了加强中央台的军事宣传，经广播局和总政治部双方协商决定，将《部队节目》改名为面向全国人民宣传的《解放区生活节目》，将总政治部宣传部的广播组合并到中央台的军事组，对其实行广播事业局和总政治部的双重领导体制。于是，我就来到了中央台军事组工作，经常见到梅益同志。

这时已任广播事业局局长的梅益同志对军事宣传十分重视，常常亲自过问，对于军事组做好的事情，及时给予表扬。1961年，由军事组牵头，在中央台各有关节目中进行了大规模的宣传雷锋事迹。1961年10月20日，我军在中印边境发起自卫反击战，军事组记者从总参谋部得到信息，立即写好新闻，得到批准后，迅速在当天下午3点的新闻节目及以后时间的各次新闻节目中播出，走在其他传媒之前，发挥了广播“快”的特点。梅益同志十分高兴，表扬军事组起了很好的作用，并指出广播新闻在时间上应当争先。梅益同志的每次表扬对军事组都是很大的鼓舞和推动。

1963年7月20日，梅益同志专门来到军事组调查研究。我们向他汇报了工作情况后，他作了较长的发言。他除了向军事组同志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强调了军事组成立多年来对电台军事宣传所做的贡献外，对军事组今后的工作任务做了明确的指示。他说：“军事组任何时候都不能光搞一个军事节目，平时它要成为我们与总政治部和部队联系的桥梁。万一有事，不论是和指挥机关联系，通风报信，或是深入前线采访报道，都要靠这些同志……否则，临时抱佛脚，肯定是不行的。因此不仅是中央台要靠你们，对国外广播、电视台（按：当时电视台尚未设立军事宣传机构）也都要靠你们……你们要加强与部队各部门的联系，我们离开这个组织不行。许多重大军事情况，我们可以从中央那里知道，也可以从你们这里知道。”梅益同志最后将军事组基本任务和职责概括为三句话：一是办好节目，二是发好军事新闻，三是当好桥梁和参谋。

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了工作方向。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随着形势的变化，我们虽对军事组的工作方针和任务做过多次修改，但每次都将这三句话写在文件里，成为我们工作长时期的根本性的指导方针。

贯彻梅益同志的意见，我们的军事宣传越来越活跃了。在任务困难的情况下，我们都坚持把节目办下去，越办越好，常办不衰。粉碎“四人帮”后，军事组改为军事部，下设专门的新闻组，加强了向中央台新闻节目发稿的工作，一些报道重大军事活动和先进典型的专稿，常常在《联播》、《报摘》等重点新闻时段，以头条播出，在军内外产生重大反响。在当好桥梁和参谋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受到中央台的重视。

梅益同志亲手将延安时期电台与军队紧密合作，共同办好广播的优良传统，带进了和平建设时期的工作中，并使之发扬光大，为创立对军事宣传实行广播局与总政治部双重领导体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广播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梅益同志当年所关怀和重视的军事新闻广播工作，必将与时俱进，创造新形式，积累新经验，不断开拓前进。

作为一个老的广播和军事宣传工作者，作为梅益同志的一个学生，我将永远缅怀梅益同志。梅益同志走了，但他仍活在我的记忆中。

2004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