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三十年代，这个院儿被时任北京铁路局局长的陈觉生买了下来，并利用铁路上的材料大加建设。北平陷落后，陈觉生被日本人毒死，院子落到伪警察署的一个日本顾问手里，日本占领时期那里是日本宪兵司令部，抗战胜利后又成为国民党“励志社”所在地。。据说民国时期那里曾为行政院秘书长、北大校长蒋梦麟的住宅。1948年，北平新闻记者公会搬到了这里。1949年7月，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成立，22号院又成为全国文协的办公地，也是作协领导和一些作家的宿舍。1953年，作家协会搬到了同是东总布胡同的46号院（新门牌60号）。

1949年后，这里成为中国作家协会最早的会址。许多知名作家如丁玲、周立波、张天翼、邵荃麟等，都曾在这里居住过。每个周末的晚上，这里会举行作家联谊活动。没有什么限定的题目，大家来这里随意地聊天、闲谈，郭沫若、茅盾、老舍等大师级作家都是这里的常客。梅兰芳、程砚秋、王昆、侯宝林等艺术界人士也常来参加聚会，并演出节目。1953年，作家协会又买下了斜对门的46号作为作协的宿舍。那里原来曾是一个大酱园子，有三进院落，临街是铺面房，后门直达顶银胡同。作家们携家属子女陆续搬来，二进院住着秦兆阳、艾芜、刘白羽，三进院住着赵树理、萧乾、陈白尘，还有严文井、张天翼、张光年等等。

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1951年，根据朱德同志指示，中国文联为美国著名记者、进步作家史沫特莱举行追悼会和安葬仪式。当时，灵车从东总布胡同22号发车，途径东单、天安门，最后到达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不久前刚刚辞世的袁鹰在《东总布胡同之忆》中说，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年，会址四易，从东总布胡同到王府大街，到沙滩红楼大院内，再到东土城路。作为一名老会员，我常常想起的还是东总布胡同22号坐北朝南那座方方正正的三进院落。我未曾在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工作过，但是常参加一些文学活动，得以结识不少前辈和同辈师友，领略和感受东总布胡同那座院子里曾经弥漫过的宁静和谐的人气和文气，至今难忘。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从上海调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工作，不久就随部主任袁水拍去东总布胡同，拜访主持作协工作的邵荃麟、陈白尘等同志，探寻了解“作协”和文坛近事，特别是新人新作的信息，取得他们对报纸的支持。有一次散会时，艾青突然宣布今天中午他做东到奇珍阁吃饭，于是大家高高兴兴地穿过西总布胡同走到王府井东安市场，在奇珍阁湘菜馆上雅座坐了一大桌。艾青点了一大串菜名，向大家说其实不是他请客，是人民日报发给的稿费。袁水拍立刻说明：人民日报1956年7月改版恢复副刊后，经上级领导同意，突破当时出版部门稿费的标准（好像是每千字5—7元），实行每千字50元的高稿酬制。艾青的一篇短文得了五六十元稿酬，请一桌饭当然绰绰有余。可惜好景不长，充满希望的明媚春光，两三年后便逐渐被阵阵飒飒寒风侵扰。接二连三名义上是严肃的政治运动而实质是整人和挨整最后都成为受害者的“窝里斗”，被坏了宁静、祥和、团结。尤其是1957年那场从天而降的龙卷风，使大批优秀的作家、编辑和共产党员先后陷入罗网，从此在东总布胡同和王府大街“文联”大楼消失了身影，报纸刊物上再也见不到他们的名字。1960年作协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又振作起作家们的创作热潮，《人民文学》、《文艺报》、《诗刊》等作协系统的报刊也常出现好作品。流光似水，岁月无情。丰神各异的前辈风华，都已先后离我们远去；充满悲欢离合、荣辱浮沉的种种前尘影事，也已渐次成为历史。历史是不会也不应该遗忘的。它伴随我们每个人的一生，直到我们自己也回归尘土。“作协”走过了风雪阴晴的六十年，在未来长长的岁月里，可能也会有新的会址。但是不论到哪儿，大约总不会忘记最初在东总布胡同22号大院的起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