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西南联大一直有些关注，不久前听岳南讲南渡北归(正略读书会：岳南讲“南渡北归-中国知识分子与爱国主义”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f066200102dyvo.html)，这种关注更加强了。利用这次机会，去云南师范大学寻访旧址。

 

在陆良看大觉寺很是高兴，逗留时间久了点，到昆明已经过了12点，久违的甘霖，一阵紧似一阵。我却全不在意，很有几分激动地，冒着雨，一一匆匆看过。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入侵。为保存国家的教育精华，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大学纷纷内迁。其中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于1938年迁到昆明而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立文、理、法商、工、师师范5个院26个系，两个专修科一个选修班。1946年5月，3校迁回原址，作为对云南八年支持哺育的回报，师范学院留昆明独立设院，改称昆明师范学院，1984年更名为云南师范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与中国抗战共始终，校歌说的真切：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最近几年，对于西南联大的关注和研究在不断地升温。三校北归后有不同的际遇，与西南联大相关的师生们也有着不同的人生命运。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经于西南联大就读的何兆武，在《上学记》中总结了西南联大学生的三种命运，一种是搞学术的，努力向学，无论在国内或者在国外，都已是名家；一种是参加民主运动或搞政治活动的，后来大多成为大小领导；一种是普通的第三类，“或者做教师，或者做点什么别的工作”。南开大学化学院教授、院士申泮文统计，1938年至1946年期间，西南联大的理学院和工学院中，按教师和学生的总人数计算，平均每12位师生出产一位院士。地学(地质、地理、气象)三系，院士成材率高达8：1；文科院系则没有这么幸运。1952年社会学系被取消，1978年恢复时昔日研究社会学的健在学者多已超过80岁。除了上面归纳的，也有为数不少的校友因为这段经历、因为后来的远征军或二战盟军美军工作经历，默默地承担起命运的重荷，却以耄耋之年依然书生意气、指点江山。如同有研究者指出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并无组织、纲领，也没有多少联系，“用群体概括是在抽象的意义上注意到他们价值观的一致性”。

 

在当年的西南联大学生中流行着一幅对联，上联是：如云，如海，如山；下联是：自如，自由，自在。对此，美国的研究者易杜强说，“我特别钦佩西南联大人在政治、经济压力下仍然能够坚持不懈地追求民主、学术自由、思想多元化，以及对不同意识形态和学术观点的包容。这种价值，是最佳的中国传统和最佳的西方传统的相结合，它不仅是中国大学最鲜活的血液，也是全世界的。西南联大人使得这种原则成为了西南联大不可分割的部分，也是西南联大能够在漫长而黑暗的战争年代中存在的基础，这确实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在世界教育史中写下了独特的一页”；“在一个国家生死救亡的关头，还有人肯定学术自由以及多元性的价值，是非常了不起也非常少见的。”易社强觉得在这一点上，中国迄今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超越西南联大。

 

除了那些声名卓著的院士，西南联大其实还有很多影响深远又迥异的人士。岳南屡屡提到了穆旦，但只是在这次追寻中我才更深理解了他的感受。穆旦1942年参加远征军，在野人山死里逃生。与大部队失散之后，“他给死后的战友的直瞪的眼睛追赶着”，一度断粮达八日之久，在原始森林里孤独五个月。战争结束后，穆旦回到西南联大，却绝口不提野人山中的经历。他的朋友王佐良说，“只有一次，被朋友们逼得没有办法了，他才说了一点，而就是那次，他也只说到他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腐烂的尸身”。穆旦的诗风在走出野人山之后发生剧变，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义无返顾地决然回国。然而他逐渐发现，即使在野人山都可以写诗，现在环境却已经不允许了，他潜心于翻译，本名“查良铮”取代了笔名“穆旦”为人所知。然而，1958年他仍然成立“历史反革命”，“接受机关管制”。穆旦的声音消失了。直到1980年《诗刊》刊出他的遗作，读者们才知道他已不在人世。最后的年月里，穆旦疯狂翻译国外名家作品，同时不无迷惘地说，“该译的都译完了。译完了又去干什么呢”。重新发现穆旦的工作由他西南联大的同学们完成了，《穆旦诗全集》终于列入出版计划，王佐良写下序言，终于在了却心事后告别人世。

 

黄仁宇也是西南联大的。1937年，南开大学电机工程系的大二学生黄仁宇入伍，随着部队飞越驼峰，降落在缅北的土地上。在反攻缅甸的战斗中，黄仁宇成为一名战地记者。他喜欢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在和普通士兵的战斗和生活中发现更生动的景象。“枪响炮飞之下，许多蝴蝶还在树林内来去；一场剧战之后，阵地的突然沉寂，工兵架的小浮桥在河上生出倒影。”他对战争进行了适当的虚构和渲染，每一篇报道都像一个完整的传奇故事，这些半小说体式的战地通讯，在1945年结集出版，成为黄仁宇的第一本著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黄仁宇远走美国，成为后世研究领域言必称之的重要学者。 

 

有一篇文章（http://news.ifeng.com/history/2/200710/1023_336_269417_6.shtml）让我读后不能平静，其中说：

在一个又一个略显昏暗的房间里，我握紧西南联大校友们的手。那些手依然在坚定地把力量传递给我，九十年的光阴，倾覆如指间的流沙。

这些年近九十岁的老先生，昂着胸膛端坐着，很少会向后倚在沙发上。他们侧着耳朵，努力捕捉着我问话中的每一个字。。。

于他们而言，西南联大是一个回不去的精神故乡，更是一场不能逆行的青春纪念，

是什么在助长我们遗忘的速度？。。。除了历史，蹒跚学步的我们，早已一无所有很多年了。

 

久旱的昆明那天普降喜雨，滋润了树木花朵，使它们更加葱翠和艳丽。

旧址的入口，虽然是复制的，也具有很大冲击力。

邓颖超题名的纪念馆。 

当年的教室，也是梁思成林徽因这辈子设计的最简单最不科学的建筑，房顶是铁皮的，在雨天会响着嘀嗒声。

1944年，学校财政困难，被迫将校舍铁皮屋顶卖掉，换成茅草顶。

若干名牌头衔。

上端是雕刻，下端是悼诗集。
 

马识途是知道的，特别是《清江壮歌》，也曾阅读多遍，但过去不知道他的西南联大背景。他1915年生于重庆市忠县；1945年毕业于昆明西南联大学文学系；历任鄂西特委书记、川康特委副书记，四川省建设厅厅长、省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四川作协主席，中国作协理事等职；193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夜谭十记》、《沧桑十年》，纪实文学《在地下》，短篇小说集《找红军》《马识途讽刺小说集》等。

查了一下，还是没弄清这个碑的由来。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是在经历八年抗战烽火离别西南时所立-即使在近70年后的今天，我们也能想象他们那时的心情是何等的复杂；

纪念碑却一度被乱草掩盖。如今已很有名的戈叔亚1979年进入云南师范大学就读，在杂草丛中发现这块碑时，它已多年疏于保护。他用“光辉灿烂，绝子绝孙”的激烈话语做过论断。

正面是冯友兰所撰碑文：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九日，我国家受日本之降于南京，上距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之变为时八年，再上距二十年九月十八日沈阳之变为时十四年，再上距清甲午之役为时五十一年。举凡五十年间，日本所鲸吞蚕食于我国家者，至是悉备图籍献还。全胜之局，秦汉以来所未有也。
　　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原设北平，私立南开大学原设天津。自沈阳之变，我国家之威权逐渐南移，惟以文化力量与日本争持于平津，此三校实为其中坚。二十六年平津失守，三校奉命迁移湖南，合组为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以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主持校务，设法、理、工学院于长沙，文学院于南岳，于十一月一日开始上课。迨京沪失守，武汉震动，临时大学又奉命迁云南。师生徒步经贵州，于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抵昆明。旋奉命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设理、工学院于昆明，文、法学院于蒙自，于五月四日开始上课。一学期后，文、法学院亦迁昆明。二十七年，增设师范学校。二十九年，设分校于四川叙永，一学年后并于本校。昆明本为后方名城，自日军入安南，陷缅甸，乃成后方重镇。联合大学支持其间，先后毕业学生二千余人，从军旅者八百余人。
　　河山既复，日月重光，联合大学之战时使命既成，奉命于三十五年五月四日结束。原有三校，即将返故居，复旧业。缅维八年支持之苦辛，与夫三校合作之协和，可纪念者，盖有四焉：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旷代之伟业，八年之抗战已开其规模、立其基础。今日之胜利，于我国家有旋乾转坤之功，而联合大学之使命，与抗战相终始。此其可纪念一也。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八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此其可纪念者二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天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斯虽先民之恒言，实为民主之真谛。联合大学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此其可纪念者三也。
　　稽之往史，我民族若不能立足于中原、偏安江表，称曰南渡。南渡之人，未有能北返者。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风景不殊，晋人之深悲；还我河山，宋人之虚愿。吾人为第四次之南渡，乃能于不十年间，收恢复之全功，庾信不哀江南，杜甫喜收蓟北，此其可纪念者四也。联合大学初定校歌，其辞始叹南迁流难之苦辛，中颂师生不屈之壮志，终寄最后胜利之期望；校以今日之成功，历历不爽，若合符契。联合大学之始终，岂非一代之盛事、旷百世而难遇者哉！爰就歌辞，勒为碑铭。铭日：痛南渡，辞官阙。驻衡湘，又离别。更长征，经河泽。望中原，遍洒血。抵绝徼，继讲说。诗书器，犹有舌。尽笳吹，情弥切。千秋耻，终已雪。见倭寇，如烟灭。起朔北，迄南越，视金瓯，已无缺。大一统，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罗三校，兄弟列，为一体，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联合竟，使命彻。神京复，还燕碣，以此石，象坚节，纪嘉庆，告来哲。

背面刻着参加抗战的八百学子的姓名。这是一份并不完整的名单，却也因为时间的磨砺而变得足够扑朔迷离。许多学生甚至尚未毕业就投笔从戎，校方承诺，他们随时可以回来复学。最大规模的一次参战潮，发生在1943年，响应号召的全国知识青年参军抗战，西南联大1944年的几乎所有男生毕业生，都应征入伍，为盟军担任翻译。

 

这个纪念碑下端有烈士的名字。

 

 

 

这位烈士是我们熟悉的一位专家的舅舅，当时只有20岁左右。 

 

一二一烈士墓道前有两根石柱，顶端是鲜红的火炬；石柱基座上，刻有闻一多先生撰写的《一二、一运动始末记》，

 

                                         这些石刻题词录自当年的师生。

最近几年被广泛反复引用的梅贻琦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雕像。有中新社的稿子中说：“三位联大校长的雕像依然凝视，雨水从他们眼中拖出两条细长的线，沿着面颊滑落。”包藏了如此的悲凉和无奈！

那天在这个门口没有来及下车，从网上下载这张照片。 以下都是。

西南联大校训。

1944年12月28日，西南联大师生欢送从军抗日同学。

 

清华西南联大领导人，左至右：施嘉炀、潘光旦、陈岱孙、梅贻琦、吴有训、冯友兰、叶企孙 

1938年8月9日，西南联大聘请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为校舍建筑工程顾问。联大期间，他们携子女梁再冰(女)、梁从诫(男)与联大教授周培源(左一)、陈岱孙(左三)、金岳霖(左五)、吴有训(左六)等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