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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纯文学的写作者能否既牛逼又富裕
　　
/倍魄
　　
　　结识阿乙完全是从虚拟网络开始的。2002年初在天涯社区的体育聚焦，他那时应当还是南国小镇的一名警察，而北漂的我才谋得一家报纸的编辑工作。现在算来，我后来认识的N多媒体人都是在2000年前后通过中文BBS和社区用文字交流的网友，只是当年，我并不知道阿乙有如此执著的文学理想。
　　
　　后来做为编辑同行，我们一起踢球、喝酒、打麻将，从网友变成老友，却在不知何时开始发觉了一个不同的阿乙。首先注意的是他的体育专栏文字有了明显的变化，从草莽变得很文艺，后来，发现他在每次朋友聚会时都会捧一本书（通常是小说），最后，在几次单独的吃饭聊天时，话题几乎成了纯粹的文学自由谈，而我开始成了一个耐心而入迷的倾听者。
　　
　　我不算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所以，阿乙在小说方面惊人的阅读量对我构成一种无形的压迫。但我相信自己对文字有一些基本的辩别能力。阿乙的文字成长是惊人的，我猜想他也许一度被自己突然显现的文学才能和热情惊讶过。天才是不应当被埋没的。我相信阿乙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欣喜地确认了阿乙惊人的文字天赋。
　　
　　是的。阿乙小说文字的洗练和驾驭能力，足以在现今的汉语写作者中进入佼佼者的行列，而且，与那些靠情感回忆和故事推动，一开始就以长篇小说示人的作者不同，阿乙是从对小说技巧要求更高的短篇开始他的文学写作的。有了这部叫做《灰故事》的短篇小说集摆在这里，我认为，阿乙身为一名作家，他的文字才能和小说技巧都已经不是障碍，所以，我更关心和更希望看到的是阿乙的上升空间在哪里。
　　
一、为什么“新生代”作家无法翻越青春记忆的藩篱？
　　
　　郭敬明和韩寒就不必多提了，他们都拥有众多的粉丝，但始终不是认真并且真诚写作者。如果将他们当作未来中国文学成长的标尺，那中国人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但另一方面，从互联网时代以来成名或成过名的汉语作家，都无一例外地止步于“青春记忆”写作，石康、冯唐、慕容雪村等等，莫不如此：把自己的青春素材交待完毕后，就基本上归于沉寂了。
　　
　　这是此类作家世界宽度的限量。在这一点上，余华、莫言、格非等所代表的一代作家所达到的高度，好比高悬的一级石阶，还没有“新生代”作家站上这个高度。
　　
　　除了余华新近写出了《兄弟》，那些站上高阶的作家似乎已经终结了他们的创作生命，而《兄弟》（下集）则证明余华已不能十分成功地理解和叙述当下的中国社会。于是，在中国文学领地里，有这样一片巨大的空白：还没有哪一个作家有能力对这个激变的（甚至是畸变的）社会作出引人入胜的、令人赞叹的描摹。
　　
　　当下的中国社会并不缺少活生生的创作素材，我们需要的是超越个人青春记忆，也同时超越私情感与私情绪的伟大的写作者，他有能力把握那些与他处于不同阶层的人物，并能够体察和感知到他们的爱欲、贪娈、恐惧或者撕裂。中国人需要一颗巨大而跳动的文学心脏——里面装着深邃的思想和一个民族的痛苦与良知。
　　
　　阿乙的第一部作品集并不例外地装满了他本人的个人记忆。所幸的是，他从一开始就并不打算向读者贩卖“青春荷尔蒙”——无论是以残酷的名义、玩世的态度或者煽情的套路，青春期写作都是一条最便捷的策略，而阿乙选择了一扇窄门，一旦穿越之后，就将会别有洞天。
　　
二、拿什么制造小说阅读的快感？仅靠逼真的灰暗就可以吗？
　　
　　阿乙一直在思考和焦虑于生命与死亡的终极问题，他是一个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到写作当中的悲观论者。他坦承加缪、卡夫卡和昆德拉对他的影响，写作对于他更多意味着对生命的关照和呈现。
　　
　　在中国作家中，余华是最被阿乙高度认可的。阿乙跟我谈起过，他觉得余华有时过于迷恋于自己的叙事，这妨碍了一个作家在创作中的真诚与忠实。很显然，阿乙把小说创作看作对生命和人性的探究与追问。
　　
　　但我愿意跟阿乙讨论的是，首先，在文学史上，加缪只有一个，它不需要一个“中国加缪”。换句话说，如果阿乙有更高的文学抱负，重复别人的思考既使无可避免，但在创作上总要寻求自己的独特性。在这个意义上，阿乙所关注的命题、阿乙笔下的人物并没有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灰故事”所带来的灰暗感，既不能撼动日渐麻木的世道人心，也不能为关于生命的哲学式关切提供更深刻的注解。
　　
　　其次，是关于“迷恋”。阿乙对人性总是过于清醒，这种清醒跟随着表现在他的小说叙事当中。他假定（或者认为）人的所有行为都是由两样东西决定的：理智和欲望。理智导致中性的选择和负性的阴谋；欲望催使中性的本能和负性的疯狂。在所有“灰故事”当中都没有英雄。但这并不诚实。
　　
　　比如在《1988年和一辆雄狮摩托》中，12岁男孩“我”对那辆雄狮摩托和它的主人的女友“美丽”都深怀着一种少年时期的迷恋，但这种迷恋脆弱并且短暂，甚至，阿乙在小说结尾揭露了被岁月埋藏的恶毒的报复。
　　
　　拒绝“光明的尾巴”是正当的，但让人性彻底灰暗下来，就陷入另一个极端的面具化。如果相信人性的复杂程度，就应当正视这个事实：人会因迷恋而忘我，因忘我而执著，因执著而牺牲，因牺牲而生发出人性的亮色。
　　
　　所以，统统滤除人性的亮色，就难以让读者心悦诚服，而总让人感觉到在纸背的后面，作者在铁面地劝说读者：世界是我说的这个样子，而不是你以为的那个样子。
　　
　　但是，越来越对自己的判断力拥有自信的读者是不那么容易被劝服的——要么提供足够的他所认可和熟悉的东西，要么展示出令其震惊的情感、意志与想象力。
　　
　　总之，阅读的快感需要强刺激，这种刺激的需求构成了喜剧和悲剧的两极。阿乙在《极端年月》中，着力刻画了“情人节爆炸案”中血腥的死亡场面，但与此对照的是人物内心的相对封闭和麻木——就连爆炸的制造者也显出一种无所谓式的绝望。
　　
　　一种不得伸张的阅读情绪令内心始终无法体验快感。
　　
三、“纯文学”是文学的天使，还是市场失败的借口？
　　
　　互联网已经向社会全面渗透很多年了，人们已经不大提“网络文学”这个概念了。阿乙在成为文字工作者（纸媒编辑）之前就是一名非著名网友，如果没有互联网，如果没有开通牛博，如果不是得到罗永浩的激赏和帮助，阿乙的“网络文学”就不会变成上海三联出版的“铅字文学”。
　　
　　在基本弃用“网络文学”概念的时候，所谓“纯文学”的说法却并没有失效，它至多是被人遗忘。就好比人们用“文艺片”来标指那些并非按“商业类型片”的流程所创制出的电影，“纯文学”的潜台词就是一种不迎合大众趣味的清高和商业上的清贫。
　　
　　用清高和清贫做为标准，阿乙肯定是在从事纯文学。但如果艰守纯文学就意味着君子固穷和自命清高，则“纯文学”就是一个有害的概念。
　　
　　在这个日益商业化的社会，你不用疑问作家会不会被商业诱惑，那是百分之百确定的。重要的是，一个作家应当既遵从自己内心的创作逻辑，又要接受和承认市场价值的合理性。它的核心就是：一个作家有必要充分理解商业社会。
　　
　　现在的问题是，有多少中国作家懂得起码的经济原理，知道公司政治的隐规则和证券期货交易的黑幕？又有多少中国作家能深入城乡接合部的“窝棚”里，了解那些在城市化的边缘和底层艰难而顽强生存的同胞的喜怒哀乐？
　　
　　现代社会已经高度分化和复杂，有着写作天赋的作家们通常被分置在社会经济运转的主流程之外，换句话说，大多数作家处在现代社会的边缘。如果说上个世纪的70和80年代，作家还是中国社会的精英和偶像，到了快步奔向现代化和全球化的21世纪，中国的社会精英已经是企业家、金融家、政府高官和经济智囊。在这样的情况下，文学是否还肩负神圣的使命？或者，我们是否还可以期望一个新的“托尔斯泰”？
　　
　　用一个阿乙我们都熟悉的比喻：在马拉多纳之后，所有被寄予厚望的“球王接班人”都最终成为令人失望的“水货”。不是人们不期待球王，而是人们越来越怀疑，足球技术和战术的现代发展已经让球王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不是人们不需要牛逼，而是你能不能如此地牛逼。
　　
　　所以，所谓“纯文学”的末路是不存在的，只是那是一种高度的挑战。如果只把作家看成一份职业或者一门手艺，那我同意作家应当有更多生存空间（在这点上，农民工也该享有同样的权利）。
　　
　　所以，“纯文学”也应当去神圣化，它只是作家的一个自愿选择。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牛逼，关键在于你是不是那个牛逼的人。
　　
　　阿乙已经拥有了充足的天赋和显著的不同，但愿在十年之内，他能够成为汉语写作中最为牛逼的人物之一。借用他的《极端年月》里的最后一句话，关键是要写下来，写下来，牛逼滚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