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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不被需要的胜利
(2007-04-22 11:40:26)| 分类： 体育杂谈 |
女足世界杯抽签之前，一场中国女足VS世界明星队的比赛竟然逆转取胜了——在它1比4输给冰岛被人大为诟病之后，在女足新帅多曼斯基于充满怀疑的气氛下即将上任之前。
我开始想的是，究竟是什么力量在搞怪。
传播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所以，当有人在传播过程中可以决定与左右传播什么或以什么方式传播的时候，他就握有了一种独特的权力。
比较简单的例子是名字的翻译。好像有人分析过在台湾为什么不是有很多的“刘建军”或者“王涛”，而是一些看来比较“有文化”的诸如“怡雯”“雅萱”重名概率较高。原因是流行的所谓“姓名学”把文字本身划分了吉凶。本来，像“铁蛋”这样的字就是不可入名的，再在所剩不多的字里趋吉避凶，选择空间当然就十分有限了。直接中文的名字我们是没法改了，但在翻译名字时，就产生了权力。比如，电影《Lolita》（洛丽塔）在香港译为《一树梨花压海棠》，电影《The Shawshank Redemption》（肖申克的救赎）仅仅是因为是在1995年在港上映就被翻译成《刺激1995》。当然，球迷熟悉的“碧咸”（贝克汉姆）、“朗拿度”（罗纳尔多）译法也算是延续了港式译名的风格。
让我至今耿耿于怀的是“阿里汉”的翻译，这根本就不符合我们的译名习惯。这个译法总是迫使我往塔吉克、阿拉伯的方向产生联想。记得当年刘建宏还颇为得意地在《足球之夜》里讲述他怎样诱导并锁定了这个译名：他向“哈恩”介绍“汉”有男子汉的意思，并让这位将要上任的中国男足主帅“自己选择”译名。这简直和诱供差不多。如果刘当时提问说“汉”可以组词“懒汉”，也许就会以另一种方式“改变中国足球的历史”。
那些发现自己握有这种权力的媒体和个人就难免因此自大起来，并膨胀到不顾事实的地步。比如，一定坚持把“李玮峰”写成“李伟峰”，而全然不顾自己是不是由此造成了侵权。这种自大的后果，就是他们不再敬畏事实本身。即使有迹象表明自己最初的判断错了，他们也要不断地圆这个谎，甚至利用手中的这种权力去“影响事实”。
我在想，如果中国媒体没有发明“恐韩症”这个词并像念紧箍咒一样地在一切有影没影的场合不断重复这一句谶语，中国人冲进世界杯的进程也许会更顺利一些。
讲面子，在乎别人的评价，是中国人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民族心理特征。所以，“踢别人的球，莫让自己挨说吧”就成了一种场上的心里压力，成了那些紧张莫名的球员处理球的原则。从5·19到后来的黑色N分钟，很多时候中国球员脆弱的心理防线是被我们的舆论压力瓦解的。
在中国女足不被看好的时候，姑娘们倒是可以放手一搏取得胜利。但在女足世界杯已经抽签，媒体不可避免地要再度聚焦时，就又将有人开始施加自己的影响力了。尤其是远在确定多曼斯基成为主教练之前，已经有过多的舆论事先“唱衰”洋帅了，在这种情况下，你认为他们会在事实面前保持公正吗？他们不会抓住机会放大多曼斯基的失误，以证明自己原来的判断吗？
不是由事实来决定判断，而是由判断来干预事实。你什么时候见过那些自大的“专家”承认说“对不起，我错了”？所以，你会发现大嘴巴克利是可爱的，他小看过姚明，他为此付出代价，在电视镜头前亲吻了驴子的屁股。这没什么，因为认了错，他的为人变得更加可信。
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要开始关注公正：不吹捧，不贬损，不煽情。
这当然很难。因为吹捧、贬损和煽情几乎成了中国体育报道所刻意追求的三样常规武器。事实的真相与评论的公正则不被重视甚至不被需要。
当传播者和受众都放弃公正，这样的后果是社会的全体都要付出代价。因为真正的问题得不到发现和解决，相关的各方就都会成为输家。中国足球的止步不前甚至退步就是例证。
所以，在王海鸣与多曼斯基交接夹缝中的这场胜利就有一些尴尬，因为它不能为那些一贯正确的人提供可用的论据，这场比赛是不作数的。他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握紧笔、纸和放大镜，等待他们需要的东西出现。（倍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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