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今年读过的书中，中国作者里有不少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如鲁迅、沈从文、老舍、费孝通、张爱玲、汪曾祺，经典很多人都知道，并不需要我特别推介，但钱穆先生这本《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然既是经典作者、更是经典作品，但我想了想，还是有些话想在这里说说。

几年前，曾应邀为一本民国时期作者张纯明创作的《中国政治两千年》写过一段推介类的文字，印在书内作为导言。现在摘一段其中的话：“中国自辛亥年间天翻地覆后，已历三十年。见惯了国家积贫积弱，国势危殆之际，欲使国家自强之士，急于通过模仿西方政治制度，实现中国的崛起。民初共和宪政理想的破裂，军阀混战的荼毒，西方的国会、代议制纷纷登场，各类政党与政治学说消长泛滥，中国政治却始终未找到自己的位置。建一个政权的空壳，不过是新瓶装旧酒的把戏，并不会改变国人对政治的态度。照旧是一片散沙，各行其是，不过是军机处换成国会，皇帝换成大总统的舞台戏法，吸引得仍只有看客和野心家。“这段议论是就《中国政治两千年》的创作背景而发的，现在回头看，有些话未免说得武断了。

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主要落脚于汉、唐、宋、明、清的政治制度构架，按照中央政府、地方政治的组织制度、选举与考试制度、经济制度、兵役制度几个维度，勾勒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演变流转。看似说的只是框架，大而化之，但对于中国历史演变中，政治变化的方向、特点，制度建立的理由，政府机构设置的目的，都有着切要地描述、分析。对于廓清一些肤浅看法，厘清某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极有用处。

比如我刚刚提到的军机处与国会的区分，类别就有点不伦不类。军机处是皇帝的私人机构，受皇帝耳提面命，对皇帝负责；国会则是地方势力、精英阶层参与政事的场所，不管实际运作情况如何，至少在政治构建上，这两个机构判然有别，不能相提并论。虽然我如今的看法并非由于从《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得来，但我相信，如果当年我读过钱穆这本书，也许某些观点就不会那么想当然了。对于很多中国古代政治概念，还是有不少人和我一样，有许多模糊之处，读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对于把握中国古代政治状况，理解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政治背景尤为重要。

在钱穆先生描述中，可以看到中国政治制度一步步演变而来的轨迹，背后的历史渊源与现实需求。比如汉代制度借鉴了秦代，而诸多设置，其实是由先秦封建制演变而来。举例，如丞相的功用沿自贵族诸侯的管家，“九卿”中的“大鸿胪”，“鸿即大意，大胪是传达官”，原本是贵族之家礼宾待客之人的称谓，到了皇家，作为官职，就成了掌管外交之职。从这种名称的渊源上，不难看出其间有承继的关系。明代的三公九卿，回头看，其实在汉代已有雏形，又从唐代的三省六部承继了很多，到了清代，明代的很多政治构建也还在延续。

在承继之中，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发展、修正。如今回头看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发展，会发现根本趋势是在逐渐加强集权。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家用西方理论套在中国社会现实上了，认为中国自战国之后就是封建社会了，其实，秦行郡县制之后，中国就基本摆脱了封建制度，即便偶尔有些人会有一些复古之举，看似要重回封建，但或似是而非，空有躯壳，或稍作尝试，就天下大乱，只能改弦易辙。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西晋初年司马炎的重行分封，到底没能形成气候，反而得了不少教训。观中国古代政治的整体趋势，其实是从封建制向中央集权的转化。这个千年的转化虽然缓慢，却势不可挡。为了与之配合，儒家的思想体系，选拔官僚的科举制度、庞大的政府体系，也应运而生。

汉代，作为政府首脑的丞相还拥有很大的权力，和皇权尚有各司其职、彼此制约的一面，但愈往后，政府的势力愈趋弱小，皇帝的权力逐步加强。到明清时，皇权极盛，政府成了行政机构，而非权力机构，越来越体现皇帝的意志，体制围绕皇权打转。皇帝清明还好说，要是皇帝糊涂，整个体制也就随之糊涂、糜烂。上面真糊涂，底下装糊涂，糊涂的世界，人人皆求难得糊涂。

在我那段推介文字里，提到了中国“一盘散沙”的状况，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钱穆先生也对 “一盘散沙”的说法有所提及，他说：“一方面说我们是封建社会，一方面又说我们是一盘散沙。不知既是封建，就不会像散沙。既说是一盘散沙，就证明其非封建”。要我看，并非封建社会就不会像散沙。只要看西方封建社会历史，便知道“一盘散沙”的状态在在皆是，更不必说中国春秋的乱世，更是封建社会“一盘散沙”的例证。

但中国社会的“一盘散沙”，在我看来，未必和封建有关，而恰恰是中央集权造成的。中央逐步集权，地方权力衰落，底下的官僚成了皇帝的附从奴才。既然国家大计是皇帝说了算，他们就安然在下，结党以自保，搜刮以牟利。而中国社会又庞大、平铺，集权并不能如臂使指，民间力量又被削弱，结果就是整个国家无法形成力量。一旦天下兴亡，匹夫往往漠然置之，当做肉食者谋的事，与己无关，国家也就真是一盘散沙了。

然而，我们也不能对中央集权制度简单加以贬斥。中国一直以来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的古代，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稳定，使得政令能够统一、文化传统能够划一，维持国家民族持续的生命力，中央集权制度是有其优势的。为掌控如此规模的土地和人口，中央政权必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官僚体系、赋税制度、兵役制度、人才选拔机制与之配合，才能保证国家机能的正常行使。

钱穆先生有一个重要立场，认为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不可用专制、黑暗之类词语概而论之。钱穆先生论述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时，也着眼于制度设置的目的、实操的方法，从中看到制度设立的初衷。制度永远都有漏洞，随着环境的变化、人事的更迭，当初解决问题的方式，开始不适应新的状况，漏洞可能越来越大，终于使得原有制度无法施行。此时，集权的政府就需作出相应的变化，重新恢复秩序。若此时官僚机构腐化、皇帝纵使英明，也很难力挽狂澜，何况昏君庸帝比比皆是，天下也就随之大乱。但如果因此就说之前制定的制度一无是处，就有失公允了。

历史的得失要放到历史的环境下看，如果在某个历史阶段上，横向比较，中国古代的某些政治制度相对于当时的其他国家，反而是先进的。例如科举，给了平民百姓一个晋身上升的阶梯，也为国家选拔优才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允的通路，打破了士族高门对政府的垄断。比起欧洲中世纪贵族老爷才能做官的制度，科举制度怎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至于之后科举愈发僵化，弊端丛生，那是执行中不断发展出的问题，该另做讨论。

作为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很多观点的确高妙，但也不乏可商榷之处。比如，他强调中国古代社会逐步发展成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若要将平等，中国人最平等”，而论据是，魏晋，直至唐代，很多高门大族的势力被逐渐消解，平民得以参与国家政事。但是，这不过是打破了某些世袭制度，新形成的阶级并非带来了大众的平等。且不说皇帝的威权，即便官与吏之间，也等级判然，身处一乡，士绅与平民百姓之间，也有一道森然壁垒。这样的关系，称之为平等社会，实属牵强。钱先生还谈到“中国人最自由”，我觉得更属于奢谈，大概只能说，比欧洲中世界的农奴更自由一点罢了。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固然不该一概称为专制、黑暗，但做过分美化，恐怕也有失分寸。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虽然不过是钱穆先生的一部演讲集，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却是一部极好的入门之作。钱先生在短短的篇幅内，结构清晰、体系精严，又往往能在罗列陈述中，用只言片语，指出问题的重点、背后的奥妙，这种举重若轻的功力，背后还要有丰富的学养和精于思辨的头脑、缜密合理的科学方法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