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暗杀》；哈里·穆里施著；施辉业译。

保罗·萨特有一篇名为《墙》的短篇小说，讲述西班牙内战期间，一个被俘的共和党人，被佛朗哥领导的长枪党宣判死刑。面对死亡，他感受到恐惧、绝望、荒诞，最终，胡乱招供了一个同伴的藏身之地，当做对敌人的最后戏弄，随后等待死亡来临。没想到，原本藏身别处的同伴竟躲到了他指认的地点，被捕杀，他却被释放，逃过一死。

《墙》被认为集中体现了萨特存在主义的精髓。而哈里·穆里施的这部《暗杀》，总是令我想起萨特的《墙》，尽管叙述的方式全然不同，但两部小说背后隐藏的主题却有共通之处。

《暗杀》也曾译做《袭击》，不到十万字的小说，情节并不复杂。故事发生在1945年1月，二战即将结束的荷兰。替德国人做爪牙的警察局头子普鲁赫在主人公安东家家门口不远处被暗杀，邻居科特维赫父女却把倒在自家门前的尸体挪到了安东家门前，导致德国占领军为了报复，将他家付之一炬，他的父母和其他二十多个人质被一起杀害，哥哥彼得也死了，安东则在短暂关押下被德国占领军释放，由舅舅领回抚养。那一年，他只有十二岁。

惨烈的遭遇到此就结束了，荷兰很快解放，战争结束，安东在舅舅家也得到了悉心照顾，成长起来。他试图不再想起全家被杀的一幕，让这段记忆从此抹去，然而，过去像一只本已支离破碎的拼图，在上帝手中，一点点聚拢、拼接。安东原本无意于追寻真相，真相却逐渐凑近他。

接下来的小说叙述，集中于四个时间节点，每一点都和当年的事情密切相关：1952年，安东受朋友之邀，自家人被杀后，第一次重回故乡，看到当年被焚毁的房屋上已是灌木丛生、杂草滋蔓，而父母的名字被刻在纪念碑上。当年的邻居热情招待，却只使得安东觉得，自己将不再回到故乡。1956年，匈牙利之春引发荷兰人对共产党的暴力攻击，一片混乱中，安东看到普鲁赫的儿子伐克，也是他当年的同学，往事再一次被提起，两人发生争执。

1966年，参加一次葬礼时，安东巧遇碰到当年执行暗杀任务的塔克斯，暗杀事件的细节被还原。直到1981年，在一次反对核武器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卡琳·科特维赫又意外出现，告诉安东，当年她和父亲为何把尸体拖到安东家门口，背后有着什么样的动机和其他不为人知的原因，安东的哥哥彼得又是如何死在他们家中的，整个事件的最后一段拼图至此终于拼接完整。

每一个时间节点发生的故事，都在为安东试图忘记的过去提供说明。时间流逝，细节越来越真详尽，真相却并没有带来答案，更不能让人释然。普鲁赫的儿子坚持为自己父亲辩护，站在他的角度，父亲是在对付共产主义分子，是“一个好的法西斯分子”，他认为安东没有关心过自己的遭遇，因为他的父亲普鲁赫也死了。执行暗杀的塔克斯，坚定认为暗杀没有任何错误，哪怕殃及安东全家，令二十多个无辜的人被杀，也是必须付出的牺牲。而他同样付出了巨大代价，他的弟弟也在这二十多个被杀人之列，他爱着的一个女人人在暗杀中被捕，最终遭到杀害。卡琳的父亲则在发生这件事后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安东会回来杀掉他，先是带着女儿移民到新西兰，没过几年就自杀了。

尽管安东遭遇了如此巨大的不幸，完全有理由去指摘暗杀者，让自己家遭殃；斥责卡琳一家的自私，把祸水引向邻居家；抱怨伐克的父亲，为虎作伥，引祸上身。但是，在战争非理性的行为下，每个人又似乎都有着自己的理由，不管着理由有多荒谬、多么不可思议，甚至看上去有些强词夺理。每个人却都在承受痛苦，有着值得同情的一面。

萨特说：“如果你不能正确的对待他人，那么他人便是你的地狱”，在《暗杀》中，穆里施的说法更决绝：“世界就是地狱……即使明天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由于过去发生的一切，它也不可能是天堂。”经历过的一切，无论是他人，还是世界，都宛如地狱。在残酷和非人道的战争中，谁应该为这中间无数的罪恶负责呢？善恶真的可以一目了然吗？

安东的态度看来有些消极，他不去叩问真相，不去报复可能的仇人，而只是选择默默隐忍。而当真相不请自来，读者也许会发现，很多时候，忘记才是最好的处理方式。

穆里施一定深谙人类对痛苦的感觉，才能写出安东内心的纠结。那种哭天抢地的悲哀并不是最深沉的痛苦，真正的痛苦让人不愿想起、不愿提及，宁可忘记，甚至连泪水都不愿流出。在小说叙述中，安东的几十年人生里，只有几个片段和家人被杀的记忆发生联系，除此之外，安东都在回避这段过往。但对于窥见过、经历过地狱景象的人们，一切真的可以忘记吗？安东其实根本没有忘记过：家人被杀后，德国军官舒送他去阿姆斯特丹找他舅舅，路上死于飞机轰炸，舒尔茨临死时的情景从没能从安东心中消逝。在德军军区司令部里，德国人给了他一块黑面包，上面涂着鹅油，也成了日后一段抹不掉的记忆。安东被关押的那一晚，恰好就是和塔克斯被抓的女友共处一室，他甚至从来没有看清这个女人的脸，却把她刻在自己心里。甚至他没有意识到，这个女人成为他后来选择配偶的模型。他曾对塔克斯说，他完全不记得那一晚那个女人对他说的话了，若干年后，忽然间，那些话语再次清晰的出现在他心里：“一切还在这儿，任何东西都没有消失。”

安东只是在刻意逃避，却无法避开。对于安东生于二战后的女儿桑德拉，二战如此遥远，就像生于一战后的安东对一战的感觉，就像公元前雅典与斯巴达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一样。但对于被战争刻下永久创伤的人，今天无论发生了多么大的改变，过去都无法抹去。他们是一群背对未来，面向过去的人，他们看着未来一步步走入过去。

卡琳对安东谈到自己自杀的父亲时说：“他完全不需要你来杀他，你就在他自己的内部。”对于这些经历过战争的人，战争一直留在他们心里。创伤，不是辉煌的胜利庆祝、传奇的剧本、高耸的纪念碑能抹平的。

《暗杀》中安东对战争创伤的态度，与《墙》里帕勃洛面对死亡的表现，都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怪诞、荒谬，痛苦的巨大与难以纾解。然而，人生仍将继续，也许有人觉得忘记是残酷的，但有时候，忘记也是一付良药，哪怕只是安慰剂，我们也该尽量让伤者少一点痛苦。

萨特说：“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多一个角度来看待世界，理解他人的立场，至少为人道主义的实现增加了可能。多一点人道主义，少一点痛苦，不是很好吗？从这点看，《暗杀》的故事，也是对自我痛苦的疗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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