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俞平伯《燕知草》做跋，文中提到明朝文士固然有隐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多数文人反礼教的态度也很明显。周作人在此处虽是为俞平伯做跋，论的是明朝事，却隐隐透出自家胸臆。今日看很多人说周作人，贴的标签多是枯涩、冲淡、闲适。枯涩冲淡是知堂文风的一大特点，但若说知堂文章内容以闲适为主，那是一叶障目了。

很多人是上了选本的当。我读过多个知堂的选本，编者选取作品往往都以闲适小品为主。但如果多读过一些知堂作品，就不难发现，闲适小品在其著作中的比例并不高。知堂一生创作，也涉草木鱼虫，吃苦茶，谈古董，如果只从这些文章上看，其人俨然一位追求闲适的隐者，但如果多读一些周作人的文章，尤其是早期文章，就很难相信周作人骨子里会是一个潇洒的隐者，其言语反而和乃兄周树人酷似。即便《雨天的书》这样闲适味道颇浓的集子里，也不乏离经叛道的言语，读者不妨找出其中《蔼理斯的话》《与友人论国民文学书》《托尔斯泰的事情》几篇小文，仔细读读，不难发现周作人思想的锋棱。

周作人在前清即开始翻译外国文学作品，在日本留学期间和鲁迅共同编译印制《域外小说集》，对于新思想新文化都是积极传介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周作人倡导“人的文学”，反对的是“非人的文学”，连《聊斋志异》《水浒》均在其贬抑之列，观点可谓激进。后来虽然渐趋平和，但其对中国人旧思想的抨击，对理性与常识的不懈申说，仍足以证明其身上的反抗性何其强烈。周作人当日的观点新锐、老辣，即便在今日看，很多观点仍锋芒毕露，可以破愚解魅。

周作人的隐遁绝非躲入闲适之中，陶然自足，在《燕知草跋》内周作人说：“现在中国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样子，手拿不动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难到艺术世界里去”。当时国民党的北伐已成功，国家至少在形式上重归一统，而周作人却在革命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发此牢骚，也真是不合时宜。但这也透露了周作人慢慢转入艺术世界的原因，实在是眼见所谓“国民革命”后的成果，中国社会状况不但未见多少进步，反而清除异己，政党独裁，打压所谓“赤化”，社会不前进，反而有退步的倾向，周作人实在是失望了，于是转而去艺术世界内托寄此身。但即便上世纪三十年代后，周作人更多沉浸于艺术世界，其翻译的国外著作，小品中不时透露出的思想之光，也仍旧继续在为国人介绍常识，试图打破冥顽的国民劣根性。周作人的著作中有苦味，有哀感，而不是心满意足的甜蜜，正源于内里叛逆的灵魂。

周作人说：“文学是不革命的，然而原来是反抗的：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现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他的哥哥鲁迅后来被赐以伟大“革命家“的谥号，周作人则成为反革命的代表，除了因为其抗战中出任伪职，多少也因为其文学不谈革命。但我们却不能因此说周作人是闲适的士大夫，不可抹杀周作人很多文章内的反抗性。周家兄弟尽管道路不同，但身上却都带有“叛徒”的特质，他们共同挞伐旧思想，反抗旧礼教与旧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启蒙民智，忽略了这一点，就无法认识一个完整的周作人。

可惜，1949年后的周作人已没有多少反抗之力，不得不靠回忆往事度日，讲述“革命家”哥哥的故乡和故事，翻译一些希腊文、日文著作，聊以糊口。到底没能逃过文革的巨浪，在恐惧与贫病中离开人世，晚景可谓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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