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在《苦雨斋》一文中谈周作人，引北宋吕端为例，说吕端做到宰相，太宗皇帝评价其“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而周作人恰与吕端相反，是“大事糊涂，小事不糊涂”。张中行口中的大事当之一是周作人在日本入寇期间，出任伪职一事。他说当初周作人本有三条路可走，上计是走为上，南下离开沦陷区，中计是学顾炎武，“闭门却扫，宁可死也不出山”，但周作人偏偏选了下计，不但出山，最终还做到伪政府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高位，抗战后被以汉奸罪审处，关进了南京提篮桥监狱。

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胡适之，提到北平沦陷之初，胡适曾自伦敦寄书，书中有打油诗，说“藏晖先生昨夜做一个梦，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忽然放下茶盅出门去，飘然一杖天南行。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在此事上，胡适是识得轻重，大事不曾糊涂的人，他希望周作人能南下，离开北平是非之地。但周作人回信道：“老僧假装好吃苦茶，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结果只好改号苦住。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话，海天万里八行诗，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出门托钵多化些米面，老僧始终是个老僧，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周作人以家庭拖累为理由，婉拒了胡适的建议。

1949年，国民党溃败在即，周作人得以出狱，暂居上海，在那里见证了改天换地。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上海暂居期间，他曾致信胡适之，劝其留在大陆。这一次，是胡适没有听从周作人的建议，拒绝留在大陆，而是转往美国。

说到学问文章，周作人未必不如胡适，在我看来，甚至高于胡适。但在政治眼光上，周作人实在远不及胡适。胡适若是听周作人的话留在大陆，只怕比胡风的下场还要惨，他在抗战爆发后南下，在1949年后离开大陆，事后证明都是明智之举。周作人在这两个重要时期做出的抉择无一例外都是错的，可见政*素质的高低未必和一个人的学问成正比，张中行说周作人“大事糊涂”，如果大事指的是对政治的了解，这句话真不冤枉。

图为青年时代的周作人和妻子羽太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