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民国文人的情书，情感泛滥，多情到“酸”“麻”的地步，全失仪态。徐志摩的《爱眉小札》，声声唤着“小曼”“小龙”“爱龙”“眉”，甜得化不开，蜜里调油，浓情巧克力就摩卡咖啡，口味极重。陆小曼接信之后是何等感受无法揣测，但换到今日，除了青春期初省人事的少男少女，怕没有几个人读的下去。徐志摩并非特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朱生豪，在之江大学追求学妹宋清如，朱生豪虽是学长，却幼宋清如两岁，在情书里称宋清如为“阿姐”：“阿姐，不许你再叫我朱先生，否则我要从字典上查出世界上最肉麻的称呼来称呼你。特此警告。”朱生豪不必再翻英汉大字典，这句话本身足够肉麻了。沈从文借教师身份之便利，追求自己的学生张兆和，后人为大师遮掩，说沈从文追爱契而不舍感天动地，但在当时人看来，难逃无耻厚颜之讥。换到现在，张兆和该到校党委告他性骚扰。张兆和的确跑去告诉中国公学校长胡适了，但胡校长揣着明白装糊涂，反而劝导张兆和接受沈从文。做校长做成这个样子，也算民国一大范了。

徐志摩说：“天下没有不可能的事——只要你有信心，有勇气，腔子里有热血，灵魂里有真爱。龙呀！我的孤注就押在你的身上了！”爱情是孤注一掷，爱来了，哪容得文辞转圜。文人虽以雕文砌字为生，有些积习难改，抒情夸大、比喻泛滥，但在爱人面前，却心悦诚服，稚嫩如婴儿，坦率如赤子，真情胜过文饰。口不择言，岂有不失态之理？

说文人多情，文人无行，文人没有心中那团炎炎如暖日的火，笔下怎么铺展萦回百转的风情？爱如神启，遽然而临，就那么孤绝了，不计较有多酸窘，有多失仪，有多悖乱。二三十年代的民国文人，胡适、沈从文、郁达夫、梁实秋，开一代风气，却多是些二三十岁丰华正盛的年轻人，正是同学少年使气用意的光景。鲁迅虽年龄稍长，锋刃锐利，严辞犀利，也不乏《两地书》这样温情与幽默闪烁的书简。并非洞彻了世情，就要失却真情。自诩为文人，没激情，不沉迷，圆融通达八面玲珑相，一副技术官僚的嘴脸，多半是官场失意，用文学面具遮盖，做仕途功利的迷梦。

文人之梦全然不同。在伦敦的徐志摩写信给陆小曼：“我还是每晚做梦回北京，十次里有九次见着你，每次的情形，总令人难过。”徐志摩是梦里夜夜和陆小曼相会，沈从文是白日梦着张兆和做梦来找他，他在湘西写信给张兆和：“梦里来赶我吧，我的船是黄的。尽管从梦里赶来，沿了我所画的小镇一直向西走。我想和你一同坐在船里，从船口望那一点紫色的小山；我想让一个木筏使你惊讶，因为那木筏上面还种菜；我想要你来使我的手暖和一些。我相信你从这纸上可以听到一种摇撸人的歌声，因为这张纸差不多浸透了好听的歌声！”

情书虽是文学，但不见有人以情书获得文学大师的尊号。毕竟，文学要沉淀，要打磨，既要情感也需理智，情书情感泛滥，是个人澎湃地渲泄，来不及心内蚌病怀珠般雕琢，只如鸟之发声禽之鸣啭，蓦然看见春阳，闻见草香，心中的歌咏脱口而出，顾不得是喑哑还是撕裂，荒腔走版荒诞不经。情书本不是为了公之大众，若有人情书专为出版了给他人看，无疑是伪书，造作的表演。不是憧憬爱情的人，正在情感波澜内跌宕，也不宜阅读这类文字，只会觉得文字浮夸，感情俗滥。

看情书显然不是学习文学的正途。就算修习恋爱，情书也学不来。情书如唱歌，周杰伦永远咬着自己舌头，杨坤一定是肠胃不调痛苦难忍的样子，强学一定画虎类犬，倒因为扭捏掩盖了真心，反受其累。情书若有价值，也只在其真，失了这一点真，如美人失了顾盼生姿的风情，没了品味咀嚼的价值。

别说民国浪漫，不是有了胡适这样的校长，有了民国这样的氛围，才容纳下那份狂纵的痴情。人人都会真情充溢，情到深处，管你是民国还是公元前，一定全是呆话傻话让旁人泛酸的话。不信读读《诗经》：“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彼泽之陂，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寤寐无为，涕泗滂沱”，千年前古人的情歌也能酸掉牙。现代人不是没真情，只是民国的风景落在纸上，留给几十年后的我们验证缱绻，我们的最美也最无聊的情话都输进移动电波，付给风了。也许，若干年后，会有人继续追忆民国的风流，却只能猜测八卦我们这个时代的爱情了。我们真冤枉！

图片：陆小曼（据认识她的人说，这位民国美人并不上相，本人远比照片上的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