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入古，最风格”

——专访浙江省书协主席鲍贤伦

记者 盛大林

初冬的西湖，寂静如处子。虽然“大雪”节气已过，白堤上的黑麦草依然鲜绿如春。12月9日，记者如约来到湖边的一处古色古香的院落，其中有一间房子就是鲍贤伦先生经常创作和读书的地方。

书案、茶几、书籍、笔墨，斜照的阳光洒满了室内的大半个空间，和善的笑容荡漾在鲍贤伦先生的脸上。他亲自泡上了两杯龙井，言谈举止中都透着儒雅。

鲍贤伦：影响确实很大。可以说，这是我人生中最大的机遇之一。这种感觉，也不是我一个人有。在这次比赛中同时获得一等奖的还有曹宝麟、白谦慎、包俊宜等，我们几个聚到一起，说起这次比赛，都是同样的感受。那次比赛举行的时候，“文革”刚结束不久。此前的很多年，青少年的我们求知欲很强，想读书却没有书读，于是就去练字。可以说，书法填补了我们那个年龄段的求知真空。大学的时候，居然有了全国性的书法大赛，我不假思索地就参加了，结果获了一等奖。回想起来，获得那个奖的难度比现在的全国性比赛小得多，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写字的人很少嘛！所以，能不能得奖，其实就是写过与没写过的区别（笑）。

大河美术：“最入古，最风格”可以说是您的标签。您的秦隶是高古著称。写隶书，一般学汉隶，您却直入秦隶；临简帛，大多临汉简，您却师法秦简。现在的书坛，“崇古”确实成了风气。我们知道，古籍的流传也有偶然性，好的会流传下来，坏的也会流传下来。一般认为，临古也要有所选择，而您好像说过，古的都是好的。能不能解释一下？

鲍贤伦：一般来说，应该区分的说法比较成熟，而我的看法比较极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针对性不一样。关键是在什么层面上看这个问题。一个人的精力有限，对大多数的学习者来说，确实应该选择那些公认为为经典的东西，因为这样最可靠、最有效。通过临习公认的经典，快速提高自己的眼力以及手上的功夫。但过了这个阶段以后，要更深入、更有高度地探索，就要注意不太被关注的东西，就要敢想人家想不到的问题，敢做人家不敢做的事情，这样才有可能超越一般。我的体会，不是经典的东西未必是不好的。所以我说，古人的东西其实都好。你现在的需求和以后的需求不一样，不同的阶段需求什么就取什么。艺术创造要不断的吸取营养，有些东西虽然现在不被认为是经典，并不意味着它永远不会成为经典。经典都是被发现和赋予它一种品性的。我就发现，有些非经典就有值得借鉴的成分，经过吸纳、再造，可以赋予经典的品性，这是一件无比诱人的事情！那些有定论的东西，从传承的角度，从教学的角度，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但是从研究的角度，从创造的角度，则不能简单化。

大河美术：我看过您写字的视频，感觉您书写的过程很“简单”，似乎没有什么技术含量。比如说，您的隶书没有蚕头雁尾，运笔也是直入直出，笔画的粗细包括墨色也都没有变化，这些似乎都不太符合书法审美的标准。您是怎么考虑的？

鲍贤伦：规范的书法我不是完全不写，也不认为不值得写。我觉得，写规范的书法并不困难，写规范的人也众多。但我想做一些其他的实践，就是一般人不愿做也不敢做的事情。我这样做与我刚才说的观点也是一致的。中国的书法史是分阶段的，上古，中古。比如说篆隶，到汉代就结束了，唐宋元明的篆书和隶书都是不行的，为什么？因为笔法都是以楷书为基础和核心，写不好篆隶。到了清代为什么又好起来了呢？因为当时的书家已经不满足于楷书及“二王”奠定的那一套技法及审美观念，他们对金石学的兴趣高涨，眼界大开。也正是从清代包括晚明开始写大幅的字了，以前的笔法也不足以对付了。我写篆书隶书的时候，就非常警惕这个，这觉得不应该把后代的审美观念来写篆隶，要回到那个时代去。上古时代的书法不是书法家个人的创作，而是群体性的，对整体的把握超乎细节之上。不管是青铜器上，还是摩崖石刻上，有意象和格局在，苍茫、博大、厚拙、朴茂等等都是连在一起的。那时候的书写是很神圣的，书者都很渺小，哪有个人情趣的表达？所以，我觉得所有的技法都是在捕捉那个意象，不符合这个意象甚至相悖的，都不算有用的技法。你的技法要达到什么目的？这个首先要搞清楚。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过于重视技法，认为技法特别重要，但他们忘了技法后面的目标。这样一来，对于古代碑帖的临摹永远是不到位的。其实，古人的那些技法并不是一目了然，它和它的观念和处境是紧密联系的。过于重视技法，其实本末倒置。什么叫“简单”？什么叫“复杂”？其实现在归纳出来的那些动作是最简单的！比如说“蚕头燕尾”，顿挫回锋什么的。凡是可以归纳为几个动作的，都是简单的。说我的笔法简单，既成立，也不成立。说它“成立”，是因为我的笔法看起来比较简单。说它不成立，是因为这种笔法的难度更大，因为看似简单的运笔过程中，它要承载创造格局、创造意象的使命。寻求变化是我们当代创作的重要特征。这不是说变化不好，上古的东西，变化也是很丰富的，但是上古的变化，不像今人所理解的那么浅显，它是很隐蔽的。我到台北故宫看《散氏盘》，现在的人写起来都是抖抖擅擅的、颠颠倒倒的，其实《散氏盘》的整体气息并不是这样的，它总体上没有脱离肃穆和庄严，深厚、安祥等品性都在里面，只不过更加自由而已。问题是我们现代人的口味太重了，一定把它写的颠倒才叫《散氏盘》。古人的形体有一点儿变化，那是很微妙的。我们一定要夸大这种微妙，要不然就看不出它是变形的。除了形体，上古也是没有墨色的。简帛书就是一个字，那就是黑！这是最早的墨色。它就是书写，不去表现墨色的。每个文字，都有它自身的功能，不需要通过墨色的变化来追求什么赏心悦目。追求墨色变化，完全是后来的事情。纸发明之后，人们才发现墨色可以有所变化。所以，在宣纸上追求墨色变化，一看就不是高古的事情。其实，从王羲之到唐宋，墨色都没有大的变化。也曾有不少人善意地告诉我，墨色还是要有的。这是因为他们的书法观念和评判标准都是属于书法史的“后段”的，而我做的是“前段”的事情——风马牛不相及呀！我自认为，我的笔法是比较接近上古的。技是为道服务的。我的技法和审美追求，是与上古的道匹配的。我对“古”确实有自己的看法。

大河美术：您主要是取法秦汉等上古的书法。我也见过秦汉简牍的原物，它都是很细小的，上面的字也很少。可您现在写的秦隶都很大，估计百倍甚至千倍于真迹上的字。据我所知，小字和榜书在用笔和章法等各个方面都是有差别的，如果把小字放大，是容易出问题的。您既然取法秦简，为什么又要把字写那么大呢？

鲍贤伦：有一种误解，就是认定我是写简牍的。这是因为学秦简的人少嘛。我一写，功劳都归到秦简上，说我发掘了一个很少为人关注的领域。但我并没有放弃汉代的碑刻。秦代的竹简所能提供的格局并不大，因为毕竟都是写到竹简上的，它字写的那么小，又写的那么流。恰恰是汉代的碑刻，特别的摩崖，张得开，切入感也特别好。在以前的采访中，我也多次提到，我是以碑为体的，简牍只是注入了书写性。有很多人写字，用碑的架构，采用帖的笔法，比如牵丝，这是不可取的。汉碑要写出书写性，就是要一笔一笔地写，不要拖泥带水。所谓“书写性”，指的是整个书写的过程是连贯的、有节奏的。不要描画，描画不是书写。简帛的书写性确实很强，从字的笔画中就能看出是怎么运笔的。它的用笔是活泛的、有节律的，而且与人的心律是同步的。如果能把这个把握好，书写性就有了。所以，碑的东西再加上简帛的节律、流美，就像骨架注入了血液一样，字可以大，也可以小。相对而言，字越大，对碑的借助更多一些。如果碑再不够怎么办？再把金文再加上去，那么它一定就比较厚重了。

大河美术：您认为写大字全在一个“气”字，所有笔法、章法的预设都抵不过一个“气”字。在超常规书写时，气可以导引笔法、结构字形、团聚章法，统领一切。只有胸中之气绵长贯穿始终，郁勃笼罩全篇，才能不支离、不散漫，阵容变化又整齐威武。可是，“气”是非常抽象的。到底什么是“气”呢？

鲍贤伦：我自己的体会，“气”是一个人特有的，一个创作主体的对象化、外化。精神状态、情绪调度，非常投入地书写的时候，和麻木不仁是完全两回事的。你的创作状态，心无旁骛、全神贯注地注射到你的创作行为中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非常磅礴地形成一种场，会到一种你根本不是在用思考进行创作，甚至也不是你的手在舞动，你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别无选择，就要那么连续不断地走下去，这样形成的作品一定是前后贯注、浑然一体的。一幅作品是不是好作品，就要看它的气流是不是团在一起，不是一个一个字，不是一行一行的字，而是一篇的，一点儿都不能动，为什么？因为你的每一个动作，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个别的动作，而是在气息流动、气脉滚动中形成的一个整体，任何游离于这个之外的东西都没有。为什么说“气”或者说“气场”特别强旺的时候，它可以主宰许许多多。笔画该长的时候必须长，笔画长了，就是这个时候的“气”必须一次性释放，不可阻遏。而这个“气”要收的时候，它就短。我在创作中，是非常追求“状态”的，对“气”也非常在意。

大河美术：前不久您在鲁迅美术学院举办的“霭霭停云——鲍贤伦书法展”上，主题作品的内容是陶渊明的《归园田居》和《停云》《时运》 。而两年前您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我襟怀古”书法展，最大的一幅作品写的也是陶渊明的诗，叫《归去来兮辞》。您为什么对陶渊明这么钟情呢？

鲍贤伦：也没有很多的考虑。至于所谓“士大夫书法”，那是别人说的。大学毕业后，我先在大学里教书，这个职业非常符合我的个性和爱好。后来到了机关，从事公务员工作，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第一次办个展是50岁，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变化。

大河美术：1996年，41岁您就当上省文物局长，在这个位置上一干就是16年。直到快退休的时候，才解决正厅级待遇（巡视员）。也就是说，最近20年，您在书法艺术上突飞猛进，但在仕途上却几乎是原地踏步，这是不是与您的“士大夫”情怀有关？

鲍贤伦：我本来对当官就没有兴趣，好在文物局长这个职务还比较符合我的兴趣爱好。要说仕途，我算比较顺的，你看，从绍兴师院中文系主任，直接被调任绍兴市文化局长，又直接当上省文物局长，都没有当过副职。之所以说，在省文物局长位置上待那么多年，是没人愿意来，我也不太愿意走，哈哈。

鲍贤伦简介

籍贯浙江鄞县，1955年出生于上海。1974年从徐伯清先生学习书法。1982年春毕业于贵州大学中文系。曾长期在浙江省教育、文化、文物部门工作。现为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隶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书法院研究员、中国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名誉院长。

1981年获全国首届大学生书法比赛一等奖，2014年在第八届AAC艺术中国·年度影响力评选中，获年度艺术家·书法类大奖。近年来先后在杭州、宁波、北京、沈阳等地举办个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