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捐”呼唤健康的慈善文化
盛大林

南京“慈善狂人”邵建波70岁的老母亲黄老太因多次大吐血，被送进医院抢救，并接到了病危通知书。此前，十多名索捐者找到邵建波索捐不成，一齐跑到独居的黄老太家中去索捐、吵闹。一个索捐者大骂老人：“你儿子沽名钓誉，我特地跑到南京来找他帮忙，他躲起来不见，这不是在耍我们嘛。”（据5月9日《南京晨报》）此前几天曾有报道说，自从邵建波的慈善事迹被报道后，前来索捐的人络绎不绝，有人一张口就要100万！（据4月29日《南京晨报》）

慈善竟然可以索要，索要不来竟然还可以“谴责”对方……看到邵建波及其母亲的遭遇，真让人产生礼崩乐坏的感觉。几乎与此同时，福布斯宣布不再推出中国慈善榜，原因是慈善数据难以收集。

慈善者寒心，旁观者痛心，宣扬者闹心。引人深思的是：索捐者为什么能够“心安理得”地伸出手来甚至狮子大张口？勒索者为什么能够“理直气壮”地谴责慈善家？慈善家做好事为什么也要偷偷摸摸？福布斯慈善榜为什么在中国就生存不下去？这不能不从“文化”方面找原因。

中华慈善总会理事章立凡先生曾经说过：“良好的民间慈善需要有三个层面的土壤，法律、道德和文化。”的确，法律是慈善事业的保障，道德是慈善事业的动力，而文化则慈善事业的基础。没有健康的慈善文化为基础，慈善事业就不可能获得健康的发展；病态的慈善文化甚至会阻碍慈善事业的发展。那么，什么样的慈善文化才是健康的呢？

“慈善文化”，就是公众对慈善的基本共识。它的内涵当然是非常丰富的，但至少包括这几个方面的基本内容——

一，慈善是一种高道德。它是受道德感的驱使而产生的一种完全自愿的行为。因此，它只能是主动的，而不能是被动的。因为“主动”，所以“德高”；如果“被动”，德即打折。慈善不是任何人的义务，即使是富甲天下的人也不会必须当慈善家。受捐也不是任何人的权利，即使是食不果腹的白丁也不能认为别人必须帮助他。贫穷不是罪过，但也绝不是勒索的理由。即使慈善者确实是“沽名钓誉”，其他人也不能进行“道德勒索”。

二，慈善家不是救世主。任何人的力量都是有限的，即使是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也不可能普济天下。就社会功能而言，民间的慈善事业只是政府救济和社会保障的补充。作为贫困者，不应该把解困的希望寄托在慈善家的身上。作为慈善家，也不应该奢望成为救世主。一方面，慈善家要量力而行；另一方面，慈善家也要学会拒绝。既然慈善不是义务，慈善家就不必有什么道德上的负担。在这方面，邵建波似乎不够超脱——“慈善狂人”就很有点“救世主”的影子。

三，慈善应以“救急”为原则。古语云：“救急不救穷”。我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能“救穷”当然更好，但这当然是在保证“救急”的前提下。“急”者肯定“穷”，但“穷”者不一定“急”，因此，“急”比“穷”更需要帮助。再者，“穷”者多，“急”者少得多，“救穷”是慈善事业难以负担的。“慈善狂人”邵建波资助家庭困难但无急可救的人去做生意，未免“狂”得有点过头，结果因善而招辱。

中国的慈善事业正在经历“多事之秋”。这也许是“初级阶段”的必然现象，但“索捐”能把慈善家的亲人逼到吐血的程度，还是令人震惊。频频发生的“索捐”事件既要拷问着中国的慈善家，也在拷问着中 国的慈善生态。的确，中国的慈善事业亟待健康的“慈善文化”。

链接：http://news.sina.com.cn/s/2007-05-09/021612941310.shtml
http://news.sina.com.cn/s/2007-04-29/072312893787.shtml
http://news.sh.soufun.com/2007-05-09/104717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