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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分肥”能抑制地方“卖地冲动”吗？
(2006-06-27 14:43:30)| 分类： 杂文时评 |
中央“分肥”能抑制地方“卖地冲动”吗？
盛大林
目前，财政部等部委正加紧制定土地出让金的改革方案。据报道 ，土地出让金体制可能从几方面作出调整：一是把土地出让金收支纳入财政预算范畴，中央财政分享一部分，以扩大向其他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比如中西部省份；二是在地方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给后任政府预留一些发展建设资金，避免“寅吃卯粮”；三是增大征地拆迁补偿和农民社会保障。（据6月27日《上海证券报》）
低价获得，高价出手，每单生意的利润往往都数以亿计。可以说，买卖土地可是说是当今中国利润最高的生意。而这项生意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专利”。如此“肥肉”，谁不眼红？所以，当听说土地出让金体制改革将规定“中央财政分享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时，我的第一判断就是：中央政府要“分肥”了！当然，这样的目的是说不出口的。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发挥土地出让金的长效使用性，抑制当届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同时保护农民利益、有效保护耕地。
中央“分肥”能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吗？改革设计者的设想大概是：中央分享一部分并储存一部分后，随着买卖土地的利润率大大降低，地方政府买卖土地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就不会胡乱批地卖地并极力追求利润了。然而，这种逻辑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现在，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卖地。地方政府绝不会让这样的“支柱”轻易失去。那么，如何应对呢？买卖土地的利润率降低后，地方政府至少有三种选择：一，不再强烈追求利润，理性买卖土地，就像中央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二，继续压低土地获取的价格，“堤内损失堤外补”，提高买卖土地的毛利润。这实际上是把中央“分肥”所带来的“损失”转嫁到农民或被拆迁户的身上。三，扩大土地买卖数量，用规模效益弥补利润率降低的损失。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与“保护农民利益”以及提高拆迁补偿的目标南辕北辙；而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则与“抑制地方政府批地冲动”的初衷背道而驰。可是，凭什么排除这两种可能呢？
城镇的土地属于国有，自不待言。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基本上是村委会说了算。而政府“摆平”村委会，轻而易举。事实证明，政府想批哪里的地就批哪里的地，想给什么价也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既然以前地方政府可以很低的价格随意得到农村土地或进行拆迁，那么以后也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取得更多的土地。连国土资源部都承认，近年地方政府批准使用或出让的土地有一半以上属于违法违规——法律都阻止不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中央“分肥”以及“部分储存”就能让地方政府乖乖就范吗？
其实，若真想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有效保护耕地以及农民的利益，根本的办法是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民的头上，谁若想获得农民的土地，就必须与农民平等协商、公平交易（真正因为公共利益而征用土地的另当别论）。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土地转让的成本，政府也不用再“做生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于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可以落实了，农民的利益有保障了，政府职能也可以归位了。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27/00002682669.shtml
盛大林
目前，财政部等部委正加紧制定土地出让金的改革方案。据报道 ，土地出让金体制可能从几方面作出调整：一是把土地出让金收支纳入财政预算范畴，中央财政分享一部分，以扩大向其他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比如中西部省份；二是在地方建立“国有土地收益基金”，给后任政府预留一些发展建设资金，避免“寅吃卯粮”；三是增大征地拆迁补偿和农民社会保障。（据6月27日《上海证券报》）
低价获得，高价出手，每单生意的利润往往都数以亿计。可以说，买卖土地可是说是当今中国利润最高的生意。而这项生意一直是地方政府的“专利”。如此“肥肉”，谁不眼红？所以，当听说土地出让金体制改革将规定“中央财政分享一部分”土地出让金时，我的第一判断就是：中央政府要“分肥”了！当然，这样的目的是说不出口的。摆在桌面上的理由是：发挥土地出让金的长效使用性，抑制当届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同时保护农民利益、有效保护耕地。
中央“分肥”能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并保护农民的利益吗？改革设计者的设想大概是：中央分享一部分并储存一部分后，随着买卖土地的利润率大大降低，地方政府买卖土地的积极性也会降低，就不会胡乱批地卖地并极力追求利润了。然而，这种逻辑似乎有些一厢情愿。
现在，土地出让金是地方财政的主要来源。很多地方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来自卖地。地方政府绝不会让这样的“支柱”轻易失去。那么，如何应对呢？买卖土地的利润率降低后，地方政府至少有三种选择：一，不再强烈追求利润，理性买卖土地，就像中央政府所希望的那样；二，继续压低土地获取的价格，“堤内损失堤外补”，提高买卖土地的毛利润。这实际上是把中央“分肥”所带来的“损失”转嫁到农民或被拆迁户的身上。三，扩大土地买卖数量，用规模效益弥补利润率降低的损失。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与“保护农民利益”以及提高拆迁补偿的目标南辕北辙；而如果是第三种情况，则与“抑制地方政府批地冲动”的初衷背道而驰。可是，凭什么排除这两种可能呢？
城镇的土地属于国有，自不待言。农村的土地属于集体，基本上是村委会说了算。而政府“摆平”村委会，轻而易举。事实证明，政府想批哪里的地就批哪里的地，想给什么价也没有多少还价的余地。既然以前地方政府可以很低的价格随意得到农村土地或进行拆迁，那么以后也可能以更低的价格取得更多的土地。连国土资源部都承认，近年地方政府批准使用或出让的土地有一半以上属于违法违规——法律都阻止不了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中央“分肥”以及“部分储存”就能让地方政府乖乖就范吗？
其实，若真想抑制地方政府的“卖地冲动”，有效保护耕地以及农民的利益，根本的办法是将农村的土地所有权落实到农民的头上，谁若想获得农民的土地，就必须与农民平等协商、公平交易（真正因为公共利益而征用土地的另当别论）。这样，就会大大提高土地转让的成本，政府也不用再“做生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了。于是，“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可以落实了，农民的利益有保障了，政府职能也可以归位了。
链接：http://finance.sina.com.cn/g/20060627/0000268266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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