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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农业税绝不是“恩赐”
(2005-12-30 00:07:01)| 分类： 杂文时评 |
取消农业税绝不是“恩赐”
盛大林
2005年12月29日，是一个必将载入中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现行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在中国征收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终于彻底取消了。
媒体上一片欢呼之声。仿佛全中国9亿农民都在“沐浴皇恩”。
取消农业税当然是件好事儿。但这是对农民们的“恩赐”吗？
新华社的通稿中有这样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为了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成本，中国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产品统购价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农民在承受价格损失的同时，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等农用工业品，使资源配置长期向工业倾斜。有资料显示，从1953年到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到8000亿元。 ”也就是说，在以前的几十年内，农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农民作出的牺牲远不止这些。即使是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之后，农民仍然处于“奉献者”的位置上。在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保障下，为了城市的发展，中国还出台了很多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政策。时收时放的粮食流通体制，使粮食价格经常保持低位，而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却不断攀升。城市的发展上来了，但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农民没有“退休”之说，农民的字典里没有“工伤”，失业保险没农民的份儿，养老保险没农民的份儿，基本医疗保险搞了多年后，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才缓缓启动……虽然，早在建国初期，中国就提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消除城乡差别”，但实际上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从比较效益的角度讲，农业天然就是一种低效的产业。如果国家的政策再反向的倾斜，那么农民根本不可能取得与“城里人”同等的收益。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正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在以前的农业社会，收取农业税还有合理性的话，在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农业税早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2600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历史啊！“漫长”本来就是农民的不幸，更不幸的是，正是因为它的“漫长”而且一贯如此，以至于人们认为“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
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不但不收农业税，政府还要对农民进行补贴。目前欧盟用于农业补贴的开支约为每年440亿欧元，占欧盟全年总预算的40％多。也就是说，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中有接近一半是给了农民。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农民提供的补贴。在欧洲，农民是公认的富裕阶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年6月发布的年度报告称，2004年该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较上一年增长9％，达到2790亿美元，约占农业收入的30％。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业补贴率（农业补贴与农业收入之比）低于5％，而瑞士的农业补贴率竟高达71％。2004年，美国和加拿大对本国农民的补贴率为18％和21％。去年，经合组织内欧盟成员国的农业补贴总额为1330亿美元，平均补贴率为33％。报告指出，日本和韩国明显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由于农业补贴太高使那些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过于强势，以至于遭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一边是征收农业税，一边是对农业进行补贴。一正一反，差别何其大也！
一个国家，各种产业应该均衡发展，城市和农村也应该均衡发展。这不仅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幸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取消农业税则是“多予、少取、放活”的具体体现。现在，也已经有一些省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
中国（主要是城市）欠农民的太多了。现在该是“反哺”或者说“还债”的时候了。中国取消农业税，绝不是“恩赐”。这一天，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这一步，迈得虽然不小，但是远不到位。在这条路上，中国任重道远。
盛大林
2005年12月29日，是一个必将载入中国史册的日子。这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现行的农业税条例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这意味着在中国征收了2600年的“皇粮国税”——农业税终于彻底取消了。
媒体上一片欢呼之声。仿佛全中国9亿农民都在“沐浴皇恩”。
取消农业税当然是件好事儿。但这是对农民们的“恩赐”吗？
新华社的通稿中有这样的表述：“新中国成立后，在工业发展的初期，为了快速积累经济发展所需成本，中国从1953年开始对粮食、棉花等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产品统购价低于自由市场价格，农民在承受价格损失的同时，还要以高价购进化肥等农用工业品，使资源配置长期向工业倾斜。有资料显示，从1953年到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农民对工业化的贡献大约是6000亿到8000亿元。 ”也就是说，在以前的几十年内，农民为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其实，农民作出的牺牲远不止这些。即使是1985年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之后，农民仍然处于“奉献者”的位置上。在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保障下，为了城市的发展，中国还出台了很多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政策。时收时放的粮食流通体制，使粮食价格经常保持低位，而化肥、农药等农资价格却不断攀升。城市的发展上来了，但农民享受不到城市发展的成果：农民没有“退休”之说，农民的字典里没有“工伤”，失业保险没农民的份儿，养老保险没农民的份儿，基本医疗保险搞了多年后，农村的新型合作医疗才缓缓启动……虽然，早在建国初期，中国就提出了“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消除城乡差别”，但实际上中国的城乡差距越拉越大。
从比较效益的角度讲，农业天然就是一种低效的产业。如果国家的政策再反向的倾斜，那么农民根本不可能取得与“城里人”同等的收益。然而，不幸的是，中国正是这样做的。如果说在以前的农业社会，收取农业税还有合理性的话，在步入工业化、城市化的时代，农业税早就没有了存在的理由。
2600年，这是多么漫长的历史啊！“漫长”本来就是农民的不幸，更不幸的是，正是因为它的“漫长”而且一贯如此，以至于人们认为“皇粮国税”是“天经地义”的，这又是怎样的一种悲哀啊！
其实，世界上很多国家，不但不收农业税，政府还要对农民进行补贴。目前欧盟用于农业补贴的开支约为每年440亿欧元，占欧盟全年总预算的40％多。也就是说，欧盟每年1000亿欧元的财政支出中有接近一半是给了农民。这还不包括各成员国向农民提供的补贴。在欧洲，农民是公认的富裕阶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年6月发布的年度报告称，2004年该组织成员国的农业补贴较上一年增长9％，达到2790亿美元，约占农业收入的30％。在经合组织30个成员国中，只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农业补贴率（农业补贴与农业收入之比）低于5％，而瑞士的农业补贴率竟高达71％。2004年，美国和加拿大对本国农民的补贴率为18％和21％。去年，经合组织内欧盟成员国的农业补贴总额为1330亿美元，平均补贴率为33％。报告指出，日本和韩国明显增加了对农业的补贴。由于农业补贴太高使那些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过于强势，以至于遭到了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
一边是征收农业税，一边是对农业进行补贴。一正一反，差别何其大也！
一个国家，各种产业应该均衡发展，城市和农村也应该均衡发展。这不仅是公民权利平等的应有之义，而且是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所幸的是，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问题。“统筹城乡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取消农业税则是“多予、少取、放活”的具体体现。现在，也已经有一些省份对农民进行直接补贴。
中国（主要是城市）欠农民的太多了。现在该是“反哺”或者说“还债”的时候了。中国取消农业税，绝不是“恩赐”。这一天，来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这一步，迈得虽然不小，但是远不到位。在这条路上，中国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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