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个人的一个癖好是，只要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就算时间再紧，也会抽空去到该地最有名的学府看看。所以，来到英格兰，牛、桥这两座学府，至少有一座是非看不可的。

选择牛津其实带有一点偶然性，事后找找偶然中的必然，想到的是两点。第一，牛津比剑桥老，如果是20多年前，我会因为徐志摩的诗而选择剑桥，但现在我基本是觉得老的一概要比新的好——虽然剑桥也够老的了。第二，以前读过《吉本自传》，其中有不少关于传主牛津生活的记录。而去英国前的那段时间，我都在鲍斯维尔那本著名的《约翰逊博士传》，按照范存忠老先生的指点，每天睡觉前随便打开书本翻上五、六页（现在还没正儿八经读完呢）。而两位传主分别是牛津莫德林学院和彭布罗克学院的学生，那一阵，我还真的朝思暮想地想看看能容得下或者培养出吉本和约翰逊博士这样超级大学问家的学府，究竟是个什么派。

就这样，某天一大早，我独自一人从下榻的位于罗素广场旁边的酒店出来，在晨曦中步行至帕丁顿车站，差不多一个多小时后，我来到了牛津，马修·阿诺德赞叹的“甜美之城”——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城。

与我的想象完全一致的是，我看到的是一座完全古旧的小城市。如果不是街上跑着的那些汽车以及穿着牛仔裤的人，这里简直就是一座中世纪的小城市——我当然没见过中世纪的城市，但大家都这么说。我不懂西方建筑，无法很清楚分辨出什么什么洛可可、巴洛克以及罗马式、哥特式建筑之间的细微差别和它们各自的妙处，所以到了牛津，放眼看去，所见其实也是很单调的风景。但不管怎样，我喜欢，一是相对平时在自己生活的城市里，那些完全不同的房子，怎么看都觉得新鲜，或许单调，但还是百看不厌。二是它们感觉上真的够老够旧，基本是货真价实的古董，所以怎么看，都觉得有古色古香的味道，不像国内城市里的假古董，看着反胃。

为了体验牛津的古意，我避开人群，以Carfax塔这个中心点出发左行，一头先扎进牛津那些幽深狭窄的巷子里。牛津虽说是一座大学城，城市和校园融为一体，但其实到了这里才知道，厚厚的围墙和狭小而紧闭的校门，其实已经把校园和外面的世界斩钉截铁地分割开来。每个学院就是个或大或小的院子，四周树木环抱、高墙耸立，大门一关，锁住一片读书清净地。由此想到，我们以前还就大学校门要不要向社会打开，或者大学围墙到底要不要推倒之类问题，吵来吵去，再看看这里情况，就觉得自己超级搞笑。大学本来就是个象牙塔，搞得跟个集市一样多没趣。

我去的那天是一个周日，绝大多数本来就有限度开放的学院都关门谢客，我也因此无法登堂入室去参拜一番，只能在学院与学院之间隔着的狭窄小巷子里转悠。窄窄小道两边是厚厚的高墙，小巷里行人稀少，穿行其中，很容易产生一种掩身于历史之中的感觉。特别是从叹息桥进去的夹在女王学院和新学院之间的小巷，黑糊糊的砖墙上长满苔鲜，也不知历经多少年风霜。旅游手册上说，基督学院正门塔楼上面有一口大钟，以前所有学院都会在每晚9点05分，当塔楼上的钟声敲响101下（当年基督学院只有101名学生）时关门宵禁。据说这钟声现在每天还会敲响，而无缘听到的我，只能想象一下当年那些夜里在城中各处玩乐的学生听着钟声一路在那些密布小城数十条巷子里狂奔回校的情形，倒也有趣。我原来在厦门大学读书的时候，建南大礼堂上也有一口大钟，上下课也是以敲钟为号，听起来很古雅。时间已经过去20多年，不知道现在是否钟声依旧。

提到母校，就很自然想到我的前辈校友林语堂写牛津的名文。他说，他初到牛津的时候住在一所15世纪的老房子里，听见隔壁有人咳嗽，就疑似亚当斯老先生在伤风，而听到楼梯上有动静，就疑似牛顿（注：牛顿是剑桥生）来访。这种错觉使那些古老的建筑变成了一部有故事的历史书。而在这种老房子里读书的好处，就在于能让人和传统保持一种不言自明也无须论证的传承关系，而传承，我理解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东西。没有传乘的教育，只能算是技能培训，教出来的孩子，基本也就是些没爹没妈的野孩子，工具而已。

因为以前略略读过一点涉及到牛津的书，要说其中印象最深的，无非是像徐志摩、林语堂这样的老式文人所谈之牛津教育中最精妙之处在于所谓吸烟熏陶出风雅之士的高论。这种说法好玩又风雅，其实是妄论，不能太当真的。可以当真的倒是钱钟书笔下那个督学整天挂在嘴边的导师制。

包括导师制以及学位制在内的由牛津这样的老牌大学定下的教育规矩，按照1753级的牛津生吉本——就是后来写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的那个吉本的说法，“显然是效仿工匠组织的”结果，在师傅（导师）的带领下，“一个学徒，在作坊里学满一定时间，得到一份证明他技能的文件，还有一份允许他从事交易和手艺的证书。”千万别瞧不起作坊，这种表面上的“作坊”，其实，骨子里是很贵族和精英的。这层意思，对牛津崇拜得五体投地的加拿大人利考克说得很明白：“牛津整个制度，是叫贤才占便宜，而让庸才愚钝者自己去胡闹。对于愚钝的学生，经过相学时期，牛津也发给一个学位，这不过表明他呼吸过牛津的空气而未坐狱。而对于有天才的学生，牛津却给他很好的机会。”而这种“机会”，说实在的，根本不是像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只是一些具体的方便的学习条件，更多的，我觉得是包容，有时候这包容之宽，都会让人觉得有点不负责任——但是，谁需要对天才负责呢。

在《约翰逊博士传》中，有一些博士在彭布罗克学院读书经历的记载。进牛津之前的约翰逊，就已经是个天才之士，风雅而博学。这样的学生，牛津自然不会管得太严，学院不仅根据他的事情情况，安排了适合的导师，而且他如果不想按部就班地上课也由着他的性子。后来他曾经跟鲍斯维尔说，自己常常舍本学院老师的课而去基督学院胡乱选课听，本学院老师一旦问起他为什么不来上课，他就牛逼哄哄地说：“我去基督学院草坪上晒太阳呢。”

牛津发展到今天快900年了，整个大学教育已经告别了作坊式的阶段而日益现代化了，但作坊式教育内含的精英化，至少在牛津，还以一种传统价值的方式延续着。牛津这样的名校，也就一万多学生，而且这些学生还被分解到40来个（具体数字说法不一）学院里，一个学院一般也就三、五百人，连我们现在一些学校一个系的规模都不到。我不知道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能确保所谓教学质量（我一直搞不清楚，教学质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但我相信，这样的规矩，却一定可以保持学生们对学问的敬畏之心、从容的心理优越感以及对教育传承关系的重视。至于读书读得怎么样，基本上一看天分二看自觉。像吉本以及很多其他牛津学子一样——比如他之前的约翰逊博士和之后的诗人雪莱，进牛津之前已经是聪明绝顶的才子了，虽说最后都没拿到学位也没有毕业就离开了牛津——吉本说他在牛津的14个月是他“一生中过得最懒散、最没有收获的日子”，但我们能说他们后来拿的军功章没有牛津的份儿吗？至少，对牛津教育耿耿于怀的吉本，说到他和自己的导师在牛津那些街巷里散步聊天谈学问谈人生的情形时，还是很有感觉的嘛。

莫德林学院，我去的时候大门紧闭，我只能站在门廊边朝里面偷窥两眼，想象一下那些同样是门窗紧闭的老房子里吉本所说的导师们吞云吐雾、海阔天空聊天闲扯的种种情形。据《吉本回忆录》说，他那会儿其实并没有从教授们那里学到什么东西。他对教授们整天无聊地沉湎于饮宴的散漫作风、学校保守的风气和散漫的教学很是不满，加上他作为一个富家子弟不太检点的生活所导致的经济上的窘境——这就是让他很恼火的牛津那种“竭力设法将固执和漠视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统一起来”的校统，这样下来的结果可想而知，当他暗地里改宗天主教后便又被牛津“不负责任地”扫地出门了。吉本不愿意向牛津表达他的感激之忱，我想是因为他觉得牛津太傲慢以至于没有对他尽到应尽的责任。可话又说回来，如果牛津真的按照吉本所希望的那样来教他，说实在的，那吉本也不是后来的吉本了。

像牛津这样的老校，在教育上因为恪守传统，的确有很多无法与时俱进的地方，吉本当年诟病的不少弊端，估计今天也好不到哪里去，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几百年前的牛津学生觉得自己很牛，几百年后从这个牛校里出来的人还是觉得自己很牛——“牛津学生走路宛如天地间惟我独尊”，那就够了。不像我们这里，古时候还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可现在，有几个大学生还觉得自己是个宝啊？

在牛津好奇地转了大半天，我又回到Carfax塔，花上4个英镑买票登上塔顶，放眼牛津沉静的天际线，暮色中座座如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梦幻般的”尖塔静静耸立着，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沉稳和傲慢。它们数百年来就是这样自顾自地呆在那里，数百年后恐怕还会这样呆着。虽说近20年来，牛津也为时代所迫而不断在改革，但依着它的牛脾气，我估计再改也改不到哪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