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点想法：这件事情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汪晖运气太差了，1996年他入职《读书》之日，恰恰是《读书》因为社会环境变化而走下坡路之时（这一点你已经分析得很详尽了），他一不小心成了个冤大头和替罪羊。当此之时，就算汪有回天之力，或者干脆老老实实地严格遵循以前的办刊路线，再或者，就算沈昌文宝刀不老继续主政，《读书》也不可避免地难逃劫难。所以，一帮人把现在《读书》的困境，怪罪于汪晖，我认为不仅非君子所为，然而暴露了中国文人知识分子的阴暗心理和劣根本性。我不喜欢汪晖作为一个学者历来的观点，但他近期对于各种批评意见的回应，非常光明磊落，而且有骨气。

    第二点想法：无论是《读书》这样的老牌文化期刊，还是如你兼职的《新周刊》这样的新锐刊物，在电视、网络等新的强势媒体当道的时代，都在收缩防线甚至萎缩。企图靠传统的“强人办报办刊”的想法，凭借其高明的市场战略或者营销手段，也根本不能扭转其颓势。毕竟在总体的市场份额中，杂志再怎么使劲，也只能拿到很有限的一部分。《读书》的将来怎样，看看经过反复折腾最终半死不活的《书城》就知道了，不管怎么说，连沈颢这样的强人都只能落荒而逃，何况吴彬这样一个弱女子？三联要保住《读书》这块牌子，换人改制都不可能奏效，在出版界，三联也算才大气粗了吧，每年花上五、六十万，把《读书》包养起来，也不失为一件雅事——三联不是喜欢做雅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