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爱被选择

 

——四川灾区部分地震重伤员采访记

   

    【今天重发这篇文章，再次送给刚刚在山东卫视中华达人秀节目夺得本期冠军的不屈女孩李应霞，也送给四川地震的三周年。四川地震三周年，对于因震致残者来说，是长期存在的伤痛，这伤痛不止来自于地震本身，也来自于震后我们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态度，这个社会给予他们的资源。】

    【我本人曾花费总计三个月的时间，费去报社资金三万元，在去年3月完成1.5万字的《四川灾区地震伤员康复报告》，本定于2010年地震两周年之际发表，却因王克勤山西疫苗报道发表后报社受到巨大的压力，而导致这一报道也被雪藏至今，今年我打算去灾区再次走访了解情况以争取三周年之际发出，却被报社阻止再去四川灾区调查，悲哀之际，看到李应霞走出来，走入中华达人秀并夺得本期的冠军，内心虽添一点欣慰，仍难掩遗憾。】

 

另，这篇文章2009年5月在报上发表之时，被大幅删节认为与地震一周年气氛不合之处，今天发布的是全文。文中的“现在时”均为2009年，图片说明的现在时则为2011年。

 

 

本报记者 刘建锋

   

    “妻子对人说我有100万了，”2009年4月29日下午1点半，王海清躺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烧伤科病房，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无奈地说。

    在本报报道《四川地震灾区的“王海清现象”》后，阿坝州指示理县拿出资金将王海清从二级医院绵竹市人民医院转送到三甲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的烧伤科，这里治疗深度褥疮有更好的技术手段。

    一切费用，包括王海清和其母亲的生活费，理县方面都予以解决，“还免费为我们家修永久性农房，”王海清憨笑着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但妻子，仍然没有来看过一次。王海清还听来看望他的老家人说，妻子认为他已经有100万元了，更加不需要自己。

    被曾经发誓一生相守的爱人做出新选择后，沦为心灵孤岛的地震重伤员，不止王海清一个。

 

 

 

 

爱，被重新选择——三个被弃者的故事

 

 

其一 “你这是瘫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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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4月王海青和母亲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目前王海青在理县一座高山的家中，他告诉我，一直想见孩子，没有见到。】

 

     地震后不到一个月，妻子来到王海清的病床前，“她对我说，你这样子，肯定是爬不起来了，你这是瘫痪了。说完，她就走了，带了我的两个孩子，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孩子，我也再没看到过了。”2009年2月11日，王海清在绵竹市人民医院的板房康复病房，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自从被志愿者救助之后，他便总是在微笑着，之前在接受康复医学专家励建安教授的问诊时，他也是这副表情，微笑，即便说到遭受妻子抛弃，即便说到曾经除了年老体弱的父母，偶尔只有表兄弟来看望，即便说到自己身上的褥疮曾经很多很深、恶臭。

    4月，他被理县卫生局从绵竹送到了省医院，他的憨笑也带过来，“还是没看到孩子，一直到现在也没见过。”

 

 

其二 “我回老家去了”

 

http://s12/middle/53e07682ga45836bc493b&690【见我双腿截肢，他只说了句，‘我回老家了。’就走了】

 

    同在四川省医院住院，与王海清一样因重伤而遭到爱人重新选择的，有22岁的流浪歌手李应霞。

    她是安徽省安庆市望江县高士镇洗粉村人，从14岁开始离家，背着电吉他在各处流浪，以一副会唱歌的喉咙谋取生存。

    2008年2月，她与相恋四年的同村人结婚，招男方入赘。地震前，她与丈夫、父母和妹妹一起在都江堰的休闲风景区唱歌挣钱。地震时，全家人都住在都江堰太平街853招待所。

    “我和三个姐妹都被一根横梁压住腿，上半身都露在外面，听见我老公在喊救命，他被埋了，看不到。有人来救我们几个，我喊他们先救我丈夫，怕万一他受的伤更重。”

    “老公救出来，只受了点轻伤，我们几个姐妹被压了十几个小时，救出来后全都双腿截肢。”

    “他在医院只待了几天就出院了，见我双腿截肢，他只说了句，‘我回老家了。’就走了。

    “后来我被转到山东治疗，身边，志愿者在照顾我，我家里三个人受伤，妹妹也骨折了，打着钢板。我想不过劲，以前我对他多好的，见我截肢，说不要就不要我了。在山东哭了一个多月，终于想开了，一个人还是要过，与其天天这么难受，还不如自己开心点。

    “春节，我回了趟老家，找他过来，想跟他说清楚，他不要我，我也不想再跟他过了，刚要开口说话，他就跑了，所以到现在，我们还没认真聊过。”

 

 

其三 “三天没有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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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5月，王兰还给我发来短信，表述身处困境之艰难】

 

    家住彭州龙门山镇九峰村二组的39岁地震高位截瘫伤员王兰（户籍名王立兰），尚未遭到丈夫的明言抛弃，但她的遭遇，正如励建安教授在中国康复医学会网站上描述的：“家庭情况复杂，缺乏关爱，曾经有3天没有饭吃、没有人照看的经历。”

    2009年4月30日晚6时，王兰躺在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烧伤科病床上，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这样说：“地震对我们一家来说，太残忍了，有时候我想，死了算了，又放不下9岁的儿子。可我这个样子，又照顾不了他，儿子就被我娘家人带走了。”

    “在家里，有人做饭，就吃点，没人做，就不吃，有时候好几天都不吃饭，最长的一次饿过三四天没吃饭。也就是听见窗外有人走过，喊进来帮忙倒点水喝。”

    王兰在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面前为老公找原因：“他要出去打工挣钱啊，家里房子也没钱修，儿子还要读书。他是出门去，就把我忘记在家里了。”

    在缺乏关照、最长几天都无法翻身的状态下，2008年12月29日王兰从华西医院出院后不到两个月，便出现了6个压疮，“三个四度、三个三度，少见的多发性褥疮，”成都市二院烧伤科主任钟宇在4月30日晚上8时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还伴有泌尿系统感染，重度贫血、中度营养不良，如果被发现得再迟了点，就有生命危险。”

 

 

                        “黑人”侯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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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2009年春节期间，彭国军作为外地人在南坝，只能依靠租借的帐篷生活，这种环境令截瘫的侯丽恐慌】

 

    在这三个被爱抛弃的故事之外，尚有赖在省医院康复科坚持不肯出院的截瘫伤员侯丽，她不出院，是因为已无处可去。

    如今，她是“黑人”，身份证丢了，连户口都找不到了，“我是南充市嘉陵区龙蟠镇五村一组的，1967年6月17日出生，过去的户籍名叫做侯能君，惯用名侯丽。身份证丢了，上次（地震前）想去重新办新一代身份证，没办成，发现我的户口都没了。”

    “10多年前我离家出走，跟丈夫也没办离婚手续。后来到了平武县南坝镇，在那里跟残疾人彭国军组成事实家庭，本来过得很幸福的，地震把我们的铺子震垮了，我伤了脊椎，截瘫，站不起来了……”

    彭国军在2009年2月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地震之后，侯丽的心里很痛苦，她那天做手术，她哥哥跑到医院问她：‘你以后怎么办？还有哪个能照看你？’那以后，她家里人就不管她了，看都不去看她一下啊。”

    “别人都劝我把她甩了，但我们是有感情的，我不想抛弃她，我的良心不同意，你看啊，我是个残疾人，现在在南坝做生意是租的帐篷，连板房都不给我分一间，我要是现在把她接回来，就只有住到帐篷里头，冬天这么冷，潮湿得很，她是个伤员，怎么受得了呢？”            

    4月初，彭国军给在北京的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打电话，“医院那头又在喊她出院，我就到南坝的镇上找，找政府，希望能给我分一间板房，好安置她，人家说，你是外地的，你要回你们南充去，但我是个做小生意的，在南坝做了十几年，回南充去根本没得人缘，那就只有饿肚子了。”

    侯丽，在2009年5月1日被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再次找到时，依然住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康复科。

 

 

      爱的选择——两个伤员小团体

   

     4月30日和5月1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康复科（川港康复中心）采访，发现了两个快乐的小团体。在采访其中一个团体时，曾遇到一个香港记者，他在现场感慨地说，我走了好几个康复医院，见了好多个地震重伤员，你们这里是最快乐的。

    这两个团体，一个是由四个爱唱歌的女伤员组成的小乐队组合，另一个是13个地震伤员组成的“心启程”家庭工作作坊式组合。

 

 

“南桥忆梦组合”

 

    4月30日，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的康复科，与三个爱开玩笑的地震截肢伤员一起唱了半天欢乐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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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桥忆梦组合”（缺橝为娜，从左至右：何春霞、万祝红、李应霞）与护士】

 

    三人，一个是已经想得开的李应霞，她笑着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起被老公抛弃，我起初还以为是在开玩笑；一个是25岁的万祝红，“她运气比我好，她老公待她不错的”，李应霞说；还有31岁的何春霞。

    三人是一个镇的人，另加一位18岁的姑娘橝为娜，四人都是流浪歌手，地震时被同一根横梁压住腿，同样都被双腿截肢。当天，橝为娜因参加残联组织的网球训练未在场。

    万祝红歌唱得很好，何春霞会吹葫芦丝，也很会唱歌，李应霞最多面，电吉他、木吉他、唱歌、葫芦丝，都会。

    她们在病房里操起乐器，吹着、弹着、唱着，两位来自广东的志愿者、两位年轻的护士、三位附近护士学校的女孩，一起打着节拍唱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与朋友朱鸿摄像记录。

    弹琴唱歌会快乐忘情吗？

    她们笑着不答。

    这是一个乐队组合，缺的只有橝为娜。

    她们让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和朋友给小团体起个名，这样一个民间的乐队组合，地震前她们每人都经常在都江堰的南桥单独演出，那就取名叫做“南桥忆梦组合”吧，她们微笑：“将来要靠这样组合出去才好生活。”

当天她们提议想出去唱歌，朱鸿和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陪她们晚餐后到了成都最富盛名的歌城，一直到凌晨一点，三人方才尽兴。

    当天，志愿者刘宝宗就此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打来电话说，自己正在组织一个5·12文艺演出队，队员全部都是地震灾区的伤员，希望这个组合也会在其中或者找到更好的将来。

    那夜唱完歌后送三位伤员回医院的路上，她们告诉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省医院准备在地震一周年的时候组织一个演出，已经让她们做好排练。

    另一个团体，是5月1日下午4时许，中国经济时报记者来到四川省医院康复科时发现的。

 

 

“心启程”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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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5月，心启程服务队部分成员，左起：孟红梅、康吉、黄莉与丈夫、郑洁、代国宏、杨兰及其女儿】

 

    22岁的都江堰女孩康吉，坐在病床上做刺绣，她在地震中下肢受伤，所幸并未截肢，在康复中心住院，是为了等待下一次手术。

    她告诉记者，手里在做的刺绣，不是自己单个在做的事，“我们组织起来了，是一个团体，有了十几个人，都是地震的重伤员。”

    37岁的都江堰人黄莉是这个团体的组织者，她曾做过两年的妇产科护士，地震前在都江堰开火锅店，地震导致她的左臂和双腿都被截肢，如果没有丈夫的帮助，无法坐起。

    她躺在病床上，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讲述：“我在广州治疗的时候，加入了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成长服务总队，回来之后，设立了一个心理热线，主要是鼓励四川肢体残缺的伤病员们。”

    “我感到，伤员，特别是我们这样的残疾伤员，心里有很大的压力，觉得前途渺茫，大家不能光靠着外面好心人的捐款吧，所以就先把身边的这些弟弟妹妹们召集起来，开一个工作作坊，最早的四个成员，凑了900元，买了些十字绣的材料，外面也有人给我们提供了羌绣的培训，初期绣的作品在4月27日拿出去义卖，卖了5000多元，这对我们是很好的鼓励。

    “过去一直是受到大家的帮助，我们也想创造自己的价值，同时也能回报社会，我们也想吸引更多的伤员加入，就想到应该成立一个网站，宣传我们的产品，决定把它叫做‘心启程服务网站’，总体上我们编定了一个规则，将包括网络售货在内的义卖收入，60%作为劳动报酬发给个人，30%作为网站周转资金，10%留作成立爱心储备基金，为将来仍然需要医疗救治的伤员提供部分的资金支持。有好几个学生家长也参与进来——孩子成长中需要不断更换假肢、需要不断做手术，我们的模式，让他们认可。目前，已经有了十三个成员。

    “广州的成长服务总队，对我们很支持，免费为我们的网站提供技术支持。”

    19岁的代国宏是北川县香泉乡人，震前在北川中学上高三，地震后，双腿被截肢，小伙子面庞清秀，笑容大方。 “他的毛笔字很有特点，”黄莉向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介绍，“他现在是我们队的‘设计师’。”

代国宏被省残联游泳队选中，“手长，地震前就很会游泳，很有可能成为残奥会的菲尔普斯。”

    来自都江堰的19岁女孩郑洁，左臂被截肢，震前学西洋画，现在却有意改考法律自考，“学费贵，全日制的大学怕上不起，本来是去年要高考的，今年要考吧，又没有复习，因此只能到明年考，上了三年的高中，不考一下心里总会遗憾的。”她在队里的贡献，是许多精美的串珠，“单手串起来，还是有点难，现在在练习香港方面赠送的机电手。”

   18岁的孟红梅，地震前是东汽技校的学生，双腿被截肢，她绣了幅漂亮的“家和万事兴”花匾，展示给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看时，其精美让记者震惊。

    双腿截肢的副队长杨兰，带着女儿过来，她是映秀镇人，丈夫在地震时遇难，震前她是导游，以这一震前职业的优势，实际担纲了团队的销售经理岗位，“对我们来说，任何物质享受已经没有意义，再好看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也显不了身材。可是我们总要让自己生活得稍微有点意义吧，就算是做点事，我们这个团体能互相温暖，也能为其他需要的人提供一点帮助，那就行。”她说。

    傍晚6时，她们和团队的其他伤员，一起坐着轮椅出门去“改善生活”。

    “今天，想要吃火锅，所以大家会过马路，找一个店，一起开心一下。”走在队伍最后的郑洁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

 

 

寻找心与爱的归宿

 

    李应霞在4月30日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起，“春节，在安徽的家里呆了一个月，我妈妈总是鼓励我出门走，我总不愿意，一天，妈妈陪着我穿假肢出门，刚走到一个小卖店，我们村的一个大爷，明明晓得我是截肢了的，对我妈说：‘你女儿穿的是假肢吧。’我当时就受不了，马上回家去哭了一场。”

    “回来以后，大家都一个样，所以，就又能笑得出来了，我们四个姐妹在一起，爱开玩笑，也用不着顾忌什么。”李应霞说。

     5月1日傍晚，“心启程”团队的成员，从四川省人民医院康复中心出门，走上大街，轮椅拐杖，红灯停、绿灯过，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问身边的郑洁：“在马路上要小心啊，会不会担心有危险？”她答道：“一是大家都特别注意安全，二是过往的汽车，一般不会闯红灯，而且他们在辅路上拐弯的时候，对我们这些行动不便的，也都会很注意的。”

    偶尔吃火锅店，只是改善生活的偶尔方式，更平常的是，“我们十几个人组织在一起，医院提供了厨房用具，我们就可以自己做饭吃，喜欢吃什么做什么，生活就不会太单调乏味。我觉得，更大的好处，是大家有了家一般的感觉，这种感觉，和你们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春节回家之后，总是感觉和大家不一样，别人也没有歧视我，可自己总有很细的感觉，有一点格格不入吧。”

    “现在这样子在一起，大家互相都很体谅，都有过痛苦，也都在努力生活，就有了相互依傍、很温馨的感觉。”郑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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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5月1日傍晚，成都一个青色但又明亮的傍晚，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四川省康复中心的围墙外，看着黄莉坐在轮椅上被丈夫陪伴着、杨兰坐在轮椅上带着女儿、康吉推着孟红梅、代国宏，郑洁等这十多人穿过十字路口，走向他们当夜将欢笑快颐的火锅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