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晨晨的成人礼上，我“临摹”了马奈的作品赠之，嘉树的诗写得也是煞费苦心，末友们的赠言发自肺腑。因于此，坛子里也刮起了怀旧风，怀念自己的十八岁。
    高山流水甚是不懂事，把自己的十八岁经历写的跟《活着》似地让人潸然泪下，于是，此次“征文”还没到高潮便戛然而止，即便有人已经跃跃欲试了，高山流水的文字像一道鸿沟，让我们不好逾越。我虽不想逾越，但却阻止不记忆，便就坐在大沟边上想想自己的十八岁。
    我有过十八岁吗？至少没有刻意的十八岁，平平淡淡，记忆的也只能是十八岁周边的事，大致那个年代。
    晚上和屋里的一起掐指推算，十八岁那年应该是我考师范的时候。我和她是师范校友，她虽小我两届，但我们有共同语言。她说她十七岁上的师范，那我就应该是十八岁，因为我晚念了一年的书，到现在我也搞不懂，我为什么比我同龄的人晚念一年，而且我的生日正常要比我同龄人要大一些，我是正月生人。为此我埋怨过父母，但有些事真是福祸相依，我的同龄且长我一届的邻居家孩子初中毕业大都被一鞭子赶进工厂，接了父母的班，如今都下岗或被买断过早地退休在家，而我却因晚他们一年而有书可念，如今却也算是文化人了。
    当年师范学校招生，每个学校只给三个报考名额，一个美术一个音乐一个幼师，有半保送的意思，但不是百分百，我们学校最终考上了两个，报考幼师的还是落榜了。我报的是美术专业，学校甚为重视，给我们三个人分别配备了专职老师一对一辅导两个多月，记忆最深的是我的语文老师竟然给我押对了一道填空题：“红领巾向我跑来”用的是什么修辞方法？我在括号里很牛逼地填上了“借代”，走出考场大家对答案的时候，他们普遍填的是“借喻”，我很是得意。
    记得当年动员我考师范的是我们的班主任徐元信老师，他到我们家找我爸妈谈话，我爸妈很感动，因为老师很平易近人，他在我们家吃了我妈下的面条，可能面的质量太差（全面粉再掺点玉米面），面条下得像一锅浆糊，但老师吃的津津有味。徐老师是酒糟鼻子，同学们私下都叫他红鼻子头，但我从没这样叫过他，因为他对我太好了，如同自己的儿子。每个男生都有他心仪的女孩，我也有，是我们男生公认最漂亮地那个，用现在的话说应该叫校花了，看得出徐老师也很喜欢她。每次学校看电影，都是男生和男生坐一起，女生和女生坐一起，但我是男生头她是女生尾，我们肯定会在电影院最中间的位置相遇，怎能不令人心跳，但遗憾的是，徐老师总是坐在我们俩之间。
    现在我周围的人都知道我这人官欲很淡，可能是源于念书时我一直做官，做够了吧。在师范我是团支书，我们班有三十个人二十八个团员，你想半保送的性质哪一个是一般战士？但我却不知深浅，经常地放学把团员留下，因为那两个是积极分子，可以被扩大参加，所以等于把全班同学留下，给他们训话，经常是气宇轩昂阴阳顿挫飞扬跋扈气冲霄汉，现在每每想起，我就脸红，指不定他们在心里如何的笑我。如今每有同学聚会，我最怕有人提及，所以真的不愿再当官了，而且特别不愿当众讲话。
    我的十八岁，没有高山流水的坎坷，有的只是平淡的幼稚和尴尬，当然也有感动。念书时我们的助学金是每人每月十八块钱，像我住校的只发饭票不发钱，走读的可以拿到十八块现大洋。于是我和我最要好的同学丁斌做了一个决定，我们俩吃我的这份十八块钱饭票，把他那十八块钱现金存入银行，后来这事被我爸发现了，追问根源，我说我们俩准备攒钱买台相机。我爸当时没说什么，只是后来不久，他就买了一台海鸥120相机送给了我们，当时相机的价格是125元，整整是我爸两个月不吃不喝的工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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