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小兵

《资治通鉴》后周纪记载后周“太师、中书令瀛文懿王冯道卒。道少以孝谨知名，唐庄宗世始贵显，自是累朝不离将、相、三公、三师之位，为人清俭宽弘，人莫测其喜愠，滑稽多智，浮沉取容，尝著《长乐老叙》，自述累朝荣遇之状，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

《资治通鉴》同时记述了欧阳修和司马光的两篇相关评论，彻底否定了冯道，抨击了其不忠于君王的品质。从而也树立了忠君爱国、以死报国的道德标准。引述如下：

“欧阳修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况为大臣而无廉耻，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皆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得非高节之士，恶时之乱，薄其世而不肯出欤？抑君天下者不足顾，而莫能致之欤？予尝闻五代时有王凝者，家青、齐之间，为虢州司户参军，以疾卒于官。凝家素贫，一子尚幼，妻李氏，携其子，负其遗骸以归，东过开封，止于旅舍，主人不纳。李氏顾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牵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恸曰：‘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所执邪！’即引斧自断其臂，见者为之嗟泣。开封尹闻之，白其事于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臣光曰：‘天地设位，圣人则之，以制礼立法，内有夫妇，外有君臣。妇之从夫，终身不改；臣之事君，有死无贰；此人道之大论也。苟或废之，乱莫大焉！范质称冯道厚德稽古，宏才伟量，虽朝代迁贸，人无间言，屹若巨山，不可转也。臣愚以为正女不从二夫，忠臣不事二君。为女不正，虽复华色之美，织纴之巧，不足贤矣；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何则？大节已亏故也。道之为相，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大节如此，虽有小善，庸足称乎！或以为自唐室之亡，群雄力争，帝王兴废，远者十馀年，近者四三年，虽有忠智，将若之何！当是之时，失臣节者非道一人，岂得独罪道哉！臣愚以为忠臣忧公如家，见危致命，君有过则强谏力争，国败亡则竭节致死。智士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或灭迹山林，或优游下僚。今道尊宠则冠三师，权任则首诸相，国存则依违拱嘿，窃位素餐，国亡则图全苟免，迎谒劝进。君则兴亡接踵，道则富贵自如，兹乃奸臣之尤，安得与它人比哉！或谓道能全身远害于乱世，斯亦贤已。臣谓君子有杀身成仁，无求生害人，岂专以全身远害为贤哉！然则盗跖病终而子路醢，果谁贤乎？抑此非特道之愆也，时君亦有责焉，何则？不正之女，中士羞以为家；不忠之人，中君羞以为臣。彼相前朝，语其忠则反君事仇，语其智则社稷为墟。后来之君，不诛不弃，乃复用以为相，彼又安肯尽忠于我而能获其用乎！故曰，非特道之愆，亦时君之责也。”

欧阳修从个人品德角度批评冯道，司马光不仅限于个人节操，更从政治体与其中参与者相互关系得角度批驳了冯道，同时也建言君主选人用人应重视其是否具备忠诚品德。

但是我认为他们缺少对于五代时政权更迭频繁原因的分析，因此对于冯道的评论有失主次。首先冯道所处的五代时期，政权更迭十分频繁，长则十余年，短则三四年。所有政权除了黄巢建立的政权，都是统治阶级内部分裂产生，甚至相互有着亲戚婚姻关系。相互间的打打杀杀和权力斗争都是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决定了他们斗争的性质与其说是革命，不如说是掺合着私欲的抢夺。而整个社会自唐末所形成的政治问题始终困扰着所有人：揭竿而起、叛乱和政治倾轧。

为了稳定，他们前赴后继不断在寻找并尝试解决政治困境，但一次次失败的尝试不断挫伤人们的积极性。可以看到从动乱初始时有片地盘就称王称帝，逐渐发展到后来自己掂量一下实力和能力，大多数选择排队跟随策略。而通过政权反复更迭、反复杀戮、反复重建，中国社会对于政治症结所在的认识，也逐渐从权力不集中、宦官姻亲干政，聚焦到统治阶层贪腐盘剥人民、人民负担过重、士兵生活无依无靠、节度使权力过大等正确根源上。五代末期一些社会基层制度的改革开启了解决和缓和社会矛盾之路，这也为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由此可见，将朝臣是否忠君、是否具有杀身成仁的品格作为评判标准，进而上升到社稷稳定的根源性问题，是错误的！只会误导中国政治方向。后世是否因此树立忠君思想，甚至在整个政府、社会之中僵化地施行，尚有待探讨。但受到其主要影响是肯定的。

僵化的忠君思想虽然有利于朝代内统治稳定性。但直接造成了明代、清代末期整个社会在面对新的环境情况下丧失了改革君权等政治体制的能力，以及革命等对君权纠偏的能力。最终导致整个中国丧失发展机遇，随着朝代最终灭亡，中国社会也越来越岌岌可危。

箕子向周武王献《洪范》之时，不仅建议政治体制的“皇建其有极”的集权制政治体制，而且也提出了其中逻辑关系：皇权以合时合宜斂五福分享庶民，庶民合时合宜保护维护皇权集中制。这一逻辑必须建立在皇权的大公属性之上，这是整个集权政治体系运转的根本保证，是中国数千年来集权政治制度的内在逻辑。一旦皇权因私忘公聚敛社会财富，就会导致庶民的怨言、背弃、反抗。治由此决、乱由此生！岂忠君或不忠君焉！

若归于忠佞，应该是最高统治者是否忠于人民，是否忠于与人民所建立起来的集权制政治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