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李摄森在广东新兴县一工地附近跳入沼气池中救人，被救者获救，但李摄森因中毒严重，从此变成植物人，至今未醒。高昂的医疗费成为他家庭的严重负担。为了筹措医疗费用，他家人先是被迫起诉被救者，胜诉后却无法执行赔偿；接着街头跪求帮扶，善款不久亦耗尽。近日，其家人选择起诉见义勇为事发所在地云浮市新兴县政府，向政府要救助奖金。之前，新兴县政府曾向李摄森颁发了“见义勇为”荣誉称号证书，并筹集资金用于李摄森的治疗。但这一次，对于李摄森家人的诉讼请求，新兴县政府的答复是：上述请求不属“法定必要义务”。

毫无疑问，李摄森需要帮助，而政府和社会有责任有义务给他们提供帮助。其实不仅仅是李摄森，所有需要帮助的见义勇为者，都应该得到帮助。这种帮助，并不是对于见义勇为者的恩赐，而是对他们所表达的尊重和感谢。因为见义勇为，弘扬正气，体现出的是一种互助精神和利他精神。毫无疑问，在一个社会中，这样的精神越丰沛，社会就越和谐，幸福程度就越高。帮助李摄森们，就是帮助我们每个人自己。

但在这个时代，见义勇为的精神和事迹已经越来越稀缺，这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痛。而为数不多的见义勇为行为，后果却又往往是见义勇为者“流血又流泪”，这种悲剧一次次地重演，更是痛中之痛。见义勇为本来就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为，否则就用不着“勇为”了。正是如此，见义勇为者受到各种伤害的可能性很大，而伤害的后果，也往往是其个人及其家人无法单独承担的。如果他们得不到有效的帮助，生活陷入悲惨的境地，就会起到一种负面效应，让人感觉见义勇为是一种得不偿失的行为。如果这种看法形成一种社会共识，那么全社会都要付出代价。事实上，我们正在付出代价。

就李摄森事件来说，救助体系并非完全失灵，政府和社会都肯定了他的行为，并给予了金额也不算少的救助。但问题在于，是不是救助过了，任务就算完成了？当然不是，救助不是一锤子买卖，我们要褒扬见义勇为的精神，就应该让见义勇为者的生存持续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中，这样才会有好的示范效应。显然，李摄森目前没有处在这样一种状态中，见义勇为的行为有再一次沦为负面示范的危险。因此，李摄森需要持续的救助。相关政府部门，也不要拘泥于什么“法定必要义务”，对于政府来说，还有什么比弘扬正气更重要的吗？再说，救助所需要的资金，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是天文数字。但对于一个县级政府来说，节省一下，也能省出来了。

本文发表于2015年7月14日《信息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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