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广州市政协的分组讨论会上，政协委员曹志伟就完善广州公咨委制度提出了建议：应该将现有的各个公咨委合并成立“广州公众咨询委员会”；他不认同坊间“公咨委取代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行使职能”的说法，而是认为人大行使监督权，政协是议政，公咨委则是议事。同时公咨委也不能取代政府决策。公咨委还必须要有经费保障，由市财政单独列支。他还透露，有公咨委成员给领导塞纸条办私事，拿与领导合照撞骗被投诉，因此公咨委也要有人才选拔和退出机制。

　　公咨委的出现是广州市政府主动接受监督的产物，广州市政府此举的气度应当尊重。但也透露出了中国政治生态中的一个事实，即：如果政府不主动接受监督，社会很难监督到。本来，监督是每个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监督政府，应该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实现。比如说就某一事项，组成公民团体，通过立法机构表达诉求。如果是自发形成的公民团体，职能就会是明确的，经费也能自行解决，一切都不是问题。但在现实中，这些渠道不是很畅通，因此政府就要亲自请人组成公咨委来监督，这也带来了公咨委与生俱来的一些问题，或者说纠结。

　　首先，公咨委是个社会组织，还是政府机构？如果按照曹志伟委员的设想，成立“广州公众咨询委员会”，并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由财政供养，那不就跟政府机构差不多了吗？而另一位公咨委委员孟浩则指出，公咨委的经费，应当由政府以购买服务的形式支付，那又意味着公咨委是个社会组织。

　　其次，从现实来看，公咨委的监督权由政府授权，这种授权是不是合理？而由政府授权的公咨委能不能很好地监督政府？这个答案不难得出，你都给领导塞纸条求办事了，又怎么能监督领导呢？

　　其三，公咨委的权力和职能到底有哪些？看来但凡权力，都有自我扩权的冲动，公咨委要取代人大和政协，甚至还要拥有决策权，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这些声音流露出来某种我们熟悉的思维，值得警惕。

　　以上这些问题亟待讨论与回答。就我个人的看法，公咨委永远都应该保持社会组织、公民团体的性质，虽然目前是由政府召集，并有向政府提供咨询的功能，但绝不能由政府供养起来，这样才能保持监督的力量。而从权力的角度来讲，由人大授权公咨委更加合乎法理，相应地，从体制上讲，公咨委更应当由人大“收编”，与政府脱钩，成为与人大合作的社会组织，协助人大针对城市重大公共事务加强监督的专门的、专业的组织。这样，公咨委跟人大的关系也就理顺了。至于经费，作为社会组织，日常经费应当以自筹为主。同时，在具体的项目上，人大应当提供资助。孟浩提出的以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拨付经费的方案，则可以作为过渡。这些关键问题解决好了，权力界限的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本文发表于2014年2月22日《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