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时报》报道，东莞某医院一位医生，在开药方录入电脑时，一不小心“漏”掉一个小数点。这一漏不要紧，莞城患者陈女士，药量一下子达到10倍。最终，陈女士吃出了问题。找医生论理时，那位医生竟收回处方，企图以450元私了。该院承认，当值医生确实开错了药量，“乳酸左氧氟沙星片”每次用量是1片，也就是0.1克，医生在输入电脑时，因为失误，没有将小数点加上，使其变成了1克，致使药量变成了原来的10倍。陈女士向院方索赔8000元。对于她的要求，院方建议她“走法律途径，或进行医学鉴定”。

说到医疗伦理，很多人首先会想到著名的希波拉底誓言，“我愿尽余之能力及判断力所及，遵守为病家谋利益之信条，并检束一切堕落及害人行为”，“无论至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唯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作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两千多年以来，这一直是医生所恪守的职业准则。直到今天，仍然是医疗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希波拉底誓言揭示了医疗伦理的核心内容，即医生医疗行为唯一的目的，就是谋求患者的幸福，不做有损于患者利益的事情。用我们经常讲的话就是，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最大的目标就是善，这是人类社会最高的伦理。而对于医疗机构和医生来讲，再也没有比救死扶伤更大的善了。但不幸的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之下，医疗机构也不可挽回地商业化了，医疗机构以赢利为目的，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医疗伦理的底线不断受到冲击，医疗机构的职业道德准则迅速地由医疗伦理向商业伦理转化。准确地说，甚至连商业伦理的底线都没有守住。商业伦理要求商业机构虽然要以赢利为目的，但要诚信交易。而在现实中，医生利用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过度医疗，从而在患者身上求财的事情，屡见不鲜。对很多医生来讲，重要的不是如何看好病，而是如何用昂贵的方式看好病。

医疗伦理崩坏的另一个表征就是医生和医疗机构不愿意承担应该承担的责任。损害别人的利益要进行补偿，要承担责任，这不仅是医疗伦理的范畴，而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社会赖以存在的最基本道德准则之一。但这样最基本伦理原则正在受到冲击，在医疗领域尤甚。正如本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的那样，本来一起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责任明晰的医疗事故，但院方和医生的表现却相当冷漠和消极，只愿意千把元的赔偿，对受害者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这与给患者造成的巨大的身体与精神伤害，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也是商业化带来的后果，积极地承担责任，意味着经济上的损失，在他们眼中，在经济利益面前，职业伦理、社会道德简直什么都不是。

医疗机构和医生这样的态度是应该谴责的，但不能仅仅停留于此。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权利和道德有一定的关联度。中国古语云：仓廪实，而礼义足。相应地，对于饿肚子的人讲道德，多少是有些空洞的。也就是说，某个人、某个群体，当他们的权利不受到尊重或者受到损害或者缺失的时候，而且这种不尊重、损害和缺失成为常态时，那么他们对于应当承担的伦理责任，背弃的可能性就会增加。事实上，无论是医疗机构还是医生个人，在现行的医疗体制之下，都没有享受到应有的权利，尤其是经济上的权利。为了弥补经费的不足，医疗机构和医生于是将医疗行为变成商业行为，结果就是医疗伦理的败坏，患者最终成了受害者。

可以这样说，现行医疗体制的缺陷、财政投入的不足，并不能成为医生背离医疗伦理的借口，这个道理，跟贫穷不是谋财害命的理由一样简单。但也要看到，贫穷确实是引发包括谋财害命在内的犯罪行为的重要诱因。医疗伦理的缺失，与现行医疗体制的扭曲不无干系。因此，要重建设医疗伦理，必须多管齐下。一是要想方设法加强医生个人的道德修养。以善念充满内心，对待病人，对待世界。二是对于违反职业伦理的行为，要以各种方式进行制裁。包括舆论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没有外界的压力，道德永远都是懈怠的。三是要改革现行的医疗体制，对医疗机构和医生个人给予充分的权利救济。尤其是要加大财政投资，让医生和医院摆脱财政窘境，从而真正能够把患者当作患者，而不是赢利的对象。

本文发表于2013年6月17日《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