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都市报》报道，10月17日，东莞市民梁女士从4岁儿子处获知其曾遭“关小黑屋”。而在幼儿园网页下载的教学录像背景声中，她甚至听到了疑似儿子遭关黑屋求救的呼叫声。10月28日，在长安镇沙头社区小博士幼儿园就读的5岁小宇被老师用铅笔在手掌上戳了11个血眼。当日他和同学在课堂上玩弄铅笔，结果一个小朋友戳了他一下，他还手也戳了一下对方。为了惩罚小宇，老师就用削尖的铅笔在他的双掌上连着戳了十几下。

体罚的历史非常悠久，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长期以来都被作为重要的教育手段而广泛使用。从文字来看，中国的“教”字，在甲骨文中，包含着手持木棒的图案。而英文中的Discipline，既有教育、训练的意思，也有约束、惩戒的含义。这表明，中国和古方，从一开始，就把教育和体罚紧紧的联系在一起。

在中国古代的教育典籍中，关于体罚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礼记.学记》就提到：“夏、楚二物，收其威也”。夏、楚分别指两种不同材质的木头，用于体罚学生。后来的学堂中，均配备有戒尺，其作用与“夏、楚”并无二致。到了清代，体罚仍然非常普遍：“有犯老师，批本监提督责处，轻则学长以戒方打掌，重则罚跪于圣人前”。应该承认，中国传统教育中的体罚，也蕴涵了良好的教育目的，是本着“玉不琢，不成器”的初衷而进行的，在教育过程中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崇尚权威的社会，全社会必须服从的权威是天、地、君、亲、师。天与地只是存在于观念中，而对于存在于现实中的君、亲、师，则需要无条件地服从，即臣民无条件服从于君主，晚辈无条件服从长辈，学生无条件服从于老师。体现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就是服从强调家长和老师的绝对权威。体罚的使用更多地是服务于服从权威这个目的，使得体罚的使用失之于随意与泛滥，从而并不能完全达到好的教育效果。

无独有偶，在古代的西方，也广泛存在在体罚。古希腊城邦斯巴达推崇尚武精神，所有的城邦成员从小就要接受严格的军事教育，残酷的体罚在教育过程中广泛地应用，比如鞭笞、饥饿、训斥等，但这些体罚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培养受教育者强壮的体格、坚韧的意志、良好的纪律性，成年后能够成为优秀的战士，为城邦应对严酷的军事环境服务。在古罗马时代和中世纪，体罚也普遍存在，但目的性已经不如斯巴达那样明确。尤其是在中世纪，教育带有明显的宗教色彩，体罚成为服从宗教权威，救赎原罪的手段，其积极意义渐次丧失。

总体来看，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在体罚这件事情上表现得非常明显，中国式的体罚，主要是强调对权威的服从。而西方的体罚，则是为了达成某种明确的教育目标，比如说对规则的遵守，砥砺意志或者令行为举止变得合乎礼仪。

历史进入到近现代，体罚在全世界范围内受到批判和限制。在我国，现在法律已经明确禁止体罚。但令人惊奇的是，在素来强调人权的英美等国，至今都没有废除体罚，只是用法律进行了严格的规范。比如明确规定只有学生犯了特定的错误才可以进行体罚，对于体罚的手段、部位、次数以及受体罚者的年龄都进行了限制，这样，既可以达到教育目的，又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体罚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可见，从古今中外的教育实践来看，体罚行为虽然有野蛮的一面，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难以完全废除。既然不能根除，不如承认现实，用法律进行规范。而这个问题，目前在我国存在着明显的悖论，一方面法律禁止体罚，另一方面，体罚却大面积存在，有的手段甚至相当残酷，完全失去了教育的意义，严重损害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东莞两家幼儿园对幼童的体罚，就是典型的例子。这些体罚，完全继承了我国体罚的糟粕。老师帮助一名小朋友对另外一名小朋友进行报复而用铅笔戳手，简直是耸人听闻。这样的体罚，显然没有什么明确的教育目的，而且对于一个年仅5岁的孩子而言过于残酷。除了能够让孩子更“听话”之外，让幼儿园阿姨更为省事之外，对于幼儿的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而对于另外一些负责任的老师来说，现行的法律法规又削弱了其教育权，尤其是惩戒权，这样造成了一些学生自我意识无节制地膨胀，藐视学校的纪律和社会的规则，而学校和老师对此束手无策。事实同样在证明，教育需要惩戒，需要体罚。因此现在的当务之急，不是如何消除体罚，事实上消除不了，而是立法规范体罚。这样既有助于防止那些野蛮、无教育意义的体罚出现，保护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即使这些不合规范的体罚出现，家长和学生有得到救济的法律渠道。同时也使得体罚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存在，有助于青少年的健康成长。

本文发表于2011年11月7日《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