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税是一种很古老的税，在中国，东晋时候就有了契税雏形，当时政府规定“凡货卖奴婢、牛马、田宅，有文券者率钱一万输作四百入官”，称作“输估”。输估的征收对象并不是所买卖的物或者人，而是买卖过程中订立的 “文券”，即买卖契约，因此输估就是一种契税，税率为4%。此后经过演变，到了宋代，契税制度就已经相当完善了，田产、房产的交易契约，必须使用由国家正式印行并加盖官印的契券，方能有效。以后各朝，契税制度大体延袭宋朝，并在细节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比如在清代，官发的契券在官府留有存根，进一步保证了契券的权威性。
契税之所以产生，无非是细民百姓有时会需要交易房产、田产等价值高昂的财产，为了保障交易的可靠性，避免纠纷，维护自己的权益，于是立契约为凭证。谁也没听说买棵大白菜，还要立个文书的。由于房产、田产是很多老百姓一辈子的身家性命，所以他们在交易时，往往又觉得光买卖双方立个文书还不够，最好是政府出面盖个章啥的，做个见证，就更加保险了。请政府办事，当然不能白干，所以政府部门借机收个费，这就是契税。显而易见，契税的本源，就是老百姓借助国家权威保障重要商品交易的可靠性，政府从中少收那么一点费用，也还算合情合理。
但问题是，同所有其他税种的命运一样，征税的权力一旦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征税行为就会成为政府的单边行动，而逐渐背离税收的本来意义，契税，也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很快就成为政府在老百姓那里吸金的利器。比如说在宋代，一开始税率还不算高，约为4%左右，但到了南宋，由于连年战事，加上官员腐败，政府开支浩大，税收于是倍增，契税征收“大率民间市田百千，则输于官者十千七百有奇”，竟然高达17%。政府为了多收税，还增加了很多名目，交易一次房产地，除了交纳契税正税之外，还要交纳名目繁多的附加税，如定贴钱、头子钱等，约略相当于现在的工本费、手续费。这工本费收得比较狠，差不要交易额的2%，手续费也不含糊，高达5%。
古人和现代人一样聪明，都知道趋利避害，接下来的事情可以想像，那就是想方设法避税。办法一般有两个，一个是私下定契约，不经过官府，称为白契。另一个就是贿赂官员，少交税甚至不交税，而领到正式的官发契纸。情形一片混乱，宋朝政府虽然多次整顿，但收效不大。
可见，契税征收过重，会产生诸多不量后果，一是逼迫纳税人逃税，造成政府财政收入减少。二是交易人被迫订立“白契”，增加了交易风险，权益很容易受到损害。三是为官员增加了寻租空间，使得政府官员更加腐败。
另外，我想特别指出，古代虽然契税征收弊端丛生，但还没有听说在房契、地契上加个老婆的名字，政府就要征税的事情发生过。

本文发表于2011年9月3日《温州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