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在高峰时候坐广州地铁3号线，我总是想起老家那密不透风的高粱地。当高梁的滋味不好受，所以市民一直呼吁3号线加长车厢，加多班次。

    但实现这个愿望不容易，据地铁方面有关人士介绍，要想加长列车，先要报告广州市发改委，并委托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所进行客流调查，然后地铁公司才能申请广州市发改委层层审核批准，直至国家发改委。还需要列车生产厂家的生产计划能排得过来，还要调试信号系统、控制系统等，非常复杂。“从申请到列车到位，至少需要3年时间。”

    一个人如果不明白繁文缛节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看一下以上的程序就明明白白了。的确，从技术上来看，加长列车的确是件复杂的事情，如果是因为这个因素，拖延些时日，大家还可以理解。但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延误主要是人为的因素，是因为这些繁复的程序。换句话来说，是因为拖沓的行政效率，就让广州市民至少多了3年的时间饱受拥挤之苦。

    行政效率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个体制问题。在我们的体制中，最为影响行政效率的就是权力高度向上集中。那些复杂而毫无必要的程序、那些繁琐的报批、审批、那些漫长的公文旅行，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这样的体制。公共事务，事无巨细，决定权都在“上面”。而最了解情况，最有发言权的基层，一般只是有建议权。增加几节车厢这么点事儿，都要逐级上报，直到国家发改委。试想一下，中国这么大，发改委就那么几个人，需要审批的来自全国上下诸如此类的项目，不知有多少。公共事务旷日持久的拖延，也就司空见惯了。

    公共行政效率事关公众的福祉。关于加长地铁车厢的批复拖延一天，数以万计的人就多痛苦一天。如果体制影响了效率，那么就应该考虑对这个体制不合理的环节进行改革了。既然过于集中于上的权力影响了行政效率，那么体制改革就要考虑适当放权，让地方政府和基层部门有更大的事权。同时，更为重要的是，公众要真正获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权、监督权。如斯，各级政府部门才会尊重民意，“向下负责”，市民的愿望就能转化成为督促政府的权力，政府部门的效率必然会得到提高。

本文发表于2009年12月17日《长江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