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国际大奖的捷径——锁定悲催角色

蔡岫

观赏了《观音山》后，感触特别深。我并不想评价这部电影本身如何，我只知道这是中国电影中那些高举“现实主义”、“还原生活”大旗的作品中，无数次之一地锁定悲催角色，而非我们生活常态。我更想问问，究竟有没有人真正关注我们普通人的生活，或者说能不能不让这些个案被误认为就是我们生活的原貌？

也许，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从《观音山》（第23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到《老那》（获沃苏勒亚洲电影节“金圆奖”），这些电影出世的目的，就不是以关照我们的生活为首要目的，而是奔着参加国际影展去的。对于欧美影展来说，我们亚非拉的发展中及落后国家都是非主流地区电影，评委们想要的所谓真实，就是自己的美好生活中有一点瑕疵，我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偶有觉醒。他们定了这样的游戏规则，我们想拿奖就得遵守主人的意愿，而很多中国导演还真就特别守规矩。

《观音山》拥有如今国际评委们最喜欢的元素：底层人物为主角，没钱没技能没原则；性格复杂扭曲拧巴，既单纯善良却又没有道德底线，视法律、社会公序为粪土；以大的社会事件作为背景，如汶川地震。《老那》就更诡异了，北京两个老年人家庭，从老人及子女，自始至终没有过一天笑脸，没有过一件高兴事。这正常吗？至少在北京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都不正常，谁都知道北京人贫，爱逗乐，多苦的日子也拦不住老北京臭贫和吹牛。也许，导演认为孤独老人哪里都有，他愿意将此故事放在北京，那既然放在北京，就应该符合北京人的特点，但显然，导演并不关心这点，宁愿让人误解：北京尚且如此悲催，何况其他地方乎？

来自我们生活的影视作品，虽然经常被和谐得一塌糊涂：真善美、大团圆；但也没有这么不和谐：人人没笑脸，事事不顺心。一些导演为了国际获奖，扬名立万，锁定特悲催的角色似乎已经成了捷径，但对由此产生的不良后果却无力承担或者说根本是漠视。电影具有我们无法估量的力量，像张艺谋早期那些电影诸如《菊豆》，看过之后，很多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都以为乱伦在中国是常态；跟一些外国友人聊天时也发现，他们来中国之前，大都以为中国非常糟糕，人民生活困苦，性格闭塞狭隘……这除了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国悲催电影也起了不少作用，送去评奖的作品总以底层人物或者个案为焦点，让人以为所有中国人生活都是那样的。尤其是现实主义题材作品，主角不是伪装的达人，就是善良的痞子，怎么拧巴怎么来，基本没有我们平常能见到的类型。

获奖和关照现实生活原本并非矛盾的事情，但如果仅仅为了迎合国际评委的趣味，而忘记拍摄电影的初衷，这个作品本身又有什么存在的价值？的确，我们正常人、普通人身上难有新奇特的故事，但如果打着还原生活的幌子，不就应该关照我们这样的生活。如果能从普通人生活里找到戏剧故事，那或许才是电影人的本事，或者说那原本就应该是他们致力于的事情，至少是部分地担当吧。

（本文最终刊登于北京晚报3月12日28版“光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