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师辞世，许多人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对汤先生的缅怀与纪念。这两天也不时地想起与汤师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想起他慈祥、平和的面容。

第一次见面，是在我报考了汤师的博士之后，到他的书房拜见老师。汤师问了一下我在硕士阶段的情况，建议我可以考虑“天台宗与道教”作为博士阶段的选题。我坦率地告诉老师，觉得天台与道教的关系是外在的、枝节的，天台宗佛学与道教并没有实质的交涉；而且我个人喜欢探究根本的哲学问题，不喜欢做历史性的考据研究。汤师一点都没有勉强，完全尊重我的选择。在学术上，汤师一向以宽容、开放著称，从没有摆出权威、大家的架势。汤师指着他书架上的一排书，说这都是以前毕业的学生的著作，勉励我好好做研究，将来也有学术著作出版。第一次见面，汤师平和谦下的君子之风，让我知道，接下来的博士阶段的研究可以延续硕士阶段的自由，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前进。

以后的见面，大都是汤师集体召见学生时的见面，我很少单独去打扰他：因为我知道老师很忙，没有要紧的事情，是不会轻易去拜见他的。

因为博士阶段要发表两篇论文，我把博士论文的前期成果拿去给汤先生审阅，希望他推荐给刊物发表。汤师看得很认真，在打印的论文上做了许多记号，并让我过去谈谈。他对我的哲学思考颇有兴趣，与我一起讨论内丹学本体论中的“虚”的意义，建议我参考金岳霖《论道》中“不存在而有”的观点，并推荐我去见大师兄胡军，说胡师兄有哲学功底。他对我的文章表示了赞赏，热情推荐给《中国哲学史》和《宗教学研究》发表。

这是我首次在正规的核心期刊上发表文章，汤师奖掖后辈，总是不遗余力，满腔热情。

虽然博士阶段的后期，我因故转到陈来先生的门下继续学业，但汤师并未放下对我的责任与关切。尤其是博士毕业之后，汤师为我联系工作单位，到处写推荐信，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在他的心目中，一直是把我当作他的学生。他那时候提出不再带我们几位在读的博士，实在是另有隐情。

无论是为博士论文《道教内丹学探微》出版写序，还是为《丹道十讲》的出版写推荐，凡我有需要，汤师都是在百忙之中从不推辞。

最近一次单独拜见汤师，是2011年冬天。那时我想在社科院成立一个“道禅文化研究中心”，并起草了一份给院里的报告。我拿报告给汤师看，请他指导并给院里写一封推荐信。他很仔细地看报告，指出了其中几处要斟酌的地方，并提出了中肯的建议。老师对我说，无论是研究中心，还是成立书院，都要以学术为重，不要搞成宗教团体，我非常理解和感谢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他给院里写了推荐信，请社科院给予支持。虽然，成立研究中心的事情后来没有成功，但由此我又得到一次亲近汤师的机会，也值得庆祝！

那时，汤先生已经身体不好，乐师母给我限定了见面的时间。但汤先生自己并没有太在意，他精神颇好，很温和地与我谈话。我或许已经意识到，今后和先生见面的机会不多了，就用手机拍了一张和先生的合影，这是我唯一的一张单独与师的合影了。

再后来的几次见面，都是在什刹海书院里聚会时，没有多少单独的谈话。今年元宵节，汤门弟子聚会为汤师庆生，汤师本来要来讲话的，但临时身体不适，就没有见到。当时已隐有一种不祥之兆，觉得汤师的身体每况愈下，以后相聚的时光会越来越难得了。

九月九日晚，汤师平静地与世长辞。我得到汤师仙逝的消息，已经是十日清晨了，因为我习惯在晚十点以后手机关机。汤师离去，于我既是意料之外，又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因为数月前与汤师通电话时，他精神尚好，告诉我中医调调颇有成效，我为汤师身体有起色而高兴；情理之中，因为汤师身患重病已经几年了，随时都可能离我们而去。

先生重病，我尽量不去打扰先生，只是给乐师母发过几封邮件，提出一些我的调理建议。我也曾和汤师谈过，建议他试着静坐；但汤师说他静不下来，心里有太多的责任与牵挂。汤师把全部的精力投入了学术文化事业，他大概没有“闲心”去从事“养生”一类的“私人”的事情。

汤师虽然声誉日隆，但他从来没有把自己当作“大师”，他是那样平实，只把自己当作一个普通的“哲学工作者”；汤师虽然“日理万机”，但他对每一个身边的学生的关照又是那样体贴入微。汤师的学问之大、境界之高就不用我多说了，但作为一个严谨踏实的知识分子，身上闪耀着平凡而又伟大的人格精神与家国情怀，却是深印在脑海里的印象。深深地缅怀恩师！愿他老人家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