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里的石牌之三十一----吴中七子之赵文哲与石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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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文哲（1725--1773），字升之（一作损之），一字璞庵（一作璞函）。上海人。赵文哲与我的《古籍里的石牌之二十一----清代学者王昶与石牌》中的王昶，同为“吴中七子”，是清中期著名诗人，两人相交多年，感情深厚。赵文哲有《媕雅堂诗集》十二卷、《媕雅堂诗续集》四卷、《媕雅堂别集》六卷、《媕雅堂祠集》四卷（王昶序），《娵隅集》十卷（王昶序）。

在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两人因为“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事“一同被罢官免职，时正值朝廷派兵征讨缅甸，云贵总督阿桂奏请王昶、赵文哲随军任掌书记，远征西南边陲，得到乾隆帝同意。乾隆三十三年十月初十日，王昶和赵文哲从京城一同启程，行程九千余里，王昶后将一路行程整理为《滇行日录》，并在《春融堂集》中的第十卷收录了一路所吟之诗。而赵文哲则将自己从军西南时期的诗编为《娵隅集》。

两人一路南行，到樊城“取水道行”，从襄阳到宜城到钟祥，经过了转斗湾、皇庄、塘港、石牌、旧口、沙洋、多宝湾等地。两人一路吟诗互和，在十月三十日，他们乘船到了石牌，“又三十里抵棠港，又三十里抵石簰，望石簰邨镇亘四五里，人烟丛密，始见竹圃。泊舟登岸，土润无纤尘，麦苗剡剡，已二三寸许。有水自石簰奔流而出注于江，不知其源也。又四十里抵旧口泊。”（王昶《滇行日录》）

在这段汉江之行，王昶写下了《泊襄阳》、《自汉江至江陵道中作》（组诗），在《自汉江至江陵道中作》文末，有“示升之”三字，即是王昶写了后给赵文哲。而赵文哲则写下了《泊襄阳同述庵》（述庵即王昶）、《自汉水放舟南下即事二首》、《雨》、《泽口阻浅》、《夜宿泽口大风雨苦寒不寐作》、《自泽口循江隄陆行二十里至田关复登舟即事五首》。根据王昶的日记，十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十一月初一日均微雨，二十九日已经到了钟祥境内，《自汉水放舟南下即事二首》是十月二十九日赵文哲写后“以诗见示”给王昶的，十一月初一日已经到了天门。《雨》一诗中提到“楚江风急”、“停桡”，而王昶日记中写二十九日无风，三十日西北风作，而且这天，他们在石牌“泊舟登岸”，与《雨》中写的情况相符。

自汉水放舟南下即事二首：

一

襆被同登汉上槎，六年不听嘔鸦。

容身已喜如居室，入梦浑疑是到家。

斜日赵墟宵唤酒，轻烟壓水午鸣茶。

南迁我久忘官样，惭见船头候吏哗。

二

碧波翠巇一程程，细雨斜风扑面迎。

沙步閒容邨臥，烟帆低傍渚禽行。

润留砚墨吟初罷，寒勒篝香梦未成。

忽忆吴中十年事，夜船灯火按银筝。

雨

楚江风急晚停桡，渔鼓初回戌鼓飘。

原是小窗剪灯雨，打来篷背倍潇潇。

在后来的西南从军生涯中，在癸巳年（1773年），赵文哲随温福讨金川，兵至木果木，六月初十日，“师溃，贼邀于险，温公殁，君与其难，时年四十有九”（王昶《春融堂集》五十三卷《赠光寺少卿户部主事赵君墓志铭》）。后王昶作《慰忠祠碑》祭此次死难官员，吴省钦作《赠奉政大夫光禄寺少卿前户部河南司主事赵公神道碑文》（《钟祥县志》中收录吴省钦四篇诗文，其曾提督湖北学政）。

王昶和赵文哲，这一对好友，王昶评说“君与余同郡也，弱冠同学，同官于朝，又以事同谴，同从于军也。知君者，莫余为详”，他们以文学词章齐名，在《清史列传》中均有传。石牌何其有幸，在1768年十月三十日这一天，“吴中七子”中的两位一同行船到了石牌，并在石牌登岸，为石牌留下了诗文与日记。这一天，也许只是他们二位一生中平常的一天，但是石牌却因为他们而多了一份历史记录，而他们留下的诗文，则为石牌的文化增添了重重的一笔，就像王缜的《泊石牌》，鲁之裕的《石牌早行》、黎兆勋的《石牌镇感事》与《崇果寺七铜佛歌》、吴翌凤的《晚泊石簰》、《舟中望马良山积雪》、舒位的《石簰村》，等等，无疑是应该载入石牌文化志中的。

在《清史列传》中，王昶与赵文哲均有传记，谨以《清史列传》中的文字结束本文：“文哲天才英敏，于文无所不工，论诗以王士祯为主，从军滇蜀，所见殊方绝徼，可惊可愕，状一发之于诗，瑰玮绝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