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石牌的荆台书院，或者说凤台书院、鄂城书院，《石牌镇志》上写着《钟祥县志》上的“清顺治五年，荆西道石凤台修府学”这句话，将此句理解为石牌的凤台书院。因此，不仅镇志，还有其它人的文章，包括荆钟两地的学者文章，比如2023年某省级期刊登载的钟祥某专家写石牌的文章，都认为是清初或顺治五年或1648年修的凤台书院。

 

曾经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直到认真看了各个版本的《钟祥县志》，以及《安陆府志》、《钟祥金石考》，才发现，这其实是个误解，此句话与石牌的凤台书院并无关系。

 

清乾隆6年（1741年）的《钟祥县志》卷三《宦蹟》里写道：“（顺治）三年以石凤台分守荆西道”，石凤台，“字翥 云，山西阳城人，前明乙丑进士，以参议升陕西关西道副使”，“五年以周荃分守荆西道”，周荃，“字静香，江南吴县，由荐举任副使”。由此可知，“石凤台”是人名，当时担任“荆西道”一职。《湖北下荆南道志》、《湖广通志》也记载了顺治三年石凤台担任荆西道守道一职。

 

嘉靖十八年（1539年），嘉靖皇帝以“承天府为兴都”，“比中都”，设分守荆西道，1540年三月，在承天府增设兵备荆西道，“改置湖广承天、德安二府为荆西道”。嘉靖十九年1540年，以方远宜分守荆西道，明最后一任荆西道，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以张凤翥分守荆西道。然后到顺治二年（1645年）以张佐分守荆西道，顺治三年以石凤台分守荆西道，最后是康熙三年以冯右京分守荆西道。

 

 康熙8年的《安陆府志》卷六《学校志》有安陆府儒学的介绍，“府儒学，宋郢州学，在城东南二里，……嘉靖十年升为府学……十二年以钟祥县附承天府学，……顺治四年知府李文芳捐修。”

 

乾隆60年的《钟祥县志》也有府学的介绍：“……府志嘉靖十年升州学为府学……顺治四年郡守李文芳捐修，十三年郡守李起元复修，十八年郡守马逢皋、同知林文学……皆修葺之。”

 

同治年的《钟祥县志》也有府学的介绍：“府学在县治右，宋徙，建郢州学，……嘉靖十年始升为承天府学……顺治四年知府马逢皋、同知林文学等复修葺之。”

 

民国《钟祥县志》也有府学介绍：“改定县学宫即旧府学，宋淳熙初郢州太守孙楙徙建，……（嘉靖）十年升为承天府学……旋复嘉靖旧称。五年荆西道石凤台力为修葺，……六年知府李芳，十三年知府李起元复修，十七年知府马逢皋倡议捐俸续修……又以郡丞林文学……等分职襄事。”

 

民国《钟祥县志》、乾隆60年的《钟祥县志》有相同的职官表记录：顺治六年，李文芳任知府，顺治十年，李起元任知府，顺治十一年，马逢皋任同知，顺治十五年马逢皋升任知府，林文学任同知。《湖北下荆南道志》也有相同记载，只是李文芳写成李文秀。

 

民国《钟祥县志》卷一《大事记》上记载：“（顺治）五年戊子荆西道石凤台修府学”。另外，万历四十年壬子荆西道高第重修府学（高第万历四十一年任荆西道守道），顺治十七年庚子知府马逢皋重修府学，康熙二十五年丙寅知府江南龄重修府学，等等。

 

明嘉靖十年（1531年）升安陆州置承天府，顺治三年（1646年）改承天府为安陆府，那么，顺治五年，石凤台修建的应该是安陆府学了。

 尤其是顺治年间的碑记，更加证明了顺治五年，石凤台修的是安陆府学。

民国《钟祥县志》卷十四《艺文上》有记载：“重修承天府儒学记”，严嵩于嘉靖三十年（1551年）撰文，卷十五《艺文下》有记载：“重修儒学碑”，刘肇国于顺治五年撰文，另还有一块“重修儒学碑”，也是顺治年间的，由王尔禄撰文。

 

王尔禄，据《黄陂县志》、《保定府志》、《汉阳府志》、《江南通志》、《宁波府志》等志书可以知道，他是崇祯十六年癸未（1643）年进士，然后任湖北学道，顺治四年在江浙任分巡兵备道，顺治六年任巡海道，后升湖广宪副、佥都御史、兵部侍郎。乾隆60年《钟祥县志》卷十六艺文卷上有《重修儒学碑记》，即是他所写，只是年代未载明。

 

《钟祥金石考》上明确写明这篇顺治五年的刘肇国撰写的《重修儒学碑》是为荆西道石凤台立。《安陆府志》上也有刘肇国的《安陆府儒学碑》一文。另外，我在刘氏族谱上得知，刘肇国是顺治十六年去世。顺治十七年马逢皋重修府学时，刘肇国已经去世，因此顺治五年的碑记，是刘肇国为荆西道石凤台修府学而写。结合以上信息，可以得出结论：《钟祥县志》上记载的“（顺治）五年戊子荆西道石凤台修府学”是安陆府学。

 

 至于石牌的荆台书院，或者凤台书院，民国《钟祥县志》卷五有一句写道：“文庙在石牌凤台书院，后改为公立小学。”卷八有一句：“荆台书院在河西石牌镇，清同光间先后建设月课，由县署出题缄封，命礼书持往当地揭示试卷，收齐仍由礼书包封，賚呈县署评阅榜示。”同一本县志，既有荆台书院，又有凤台书院，这让人有些疑惑，这究竟是两个书院，还是一个书院有两个名字？目前仅存《凤台书院公立》石碑一块，立于同治四年，1865年。还见有“鄂城书院”字砖。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凤台书院和荆台书院的详细联系，这两个名称是如何一脉相承的。

 

《石牌镇志》上有一句值得注意：“清末废科举始在石牌创办书院。” “民国初年改书院为官办学校。荆台书院在民国31年（1942年）日本侵略军侵占石牌后拆毁。”

 

 如果仅从以上信息分析，荆台书院至少在清时期就有了，至于具体时间，需要以后发现更多的资料；在民国初改为学校，1942年拆毁。如果有更新的资料，也许荆台书院的历史也会更新。

 

关于石牌的各个历史建筑修建的时间，县志上仅仅提到崇果寺是创于唐，盛于宋，王家桥建于康熙年间，上贞观建于明正德年间、1633年题写“万福隄碑”、明末构造泰山庙、乾隆间修古稀桥（乾隆二十四年1759，同治版本县志/清乾隆三十四年1769，民国版本县志）、1808年建文星阁，1933年建两座碉砦，其它的古建筑，如，广嗣庵、宝筏庵、文庙、凤台书院、关帝庙、药王庙、福音堂、土地庙、雷祖殿、财神殿、杨泗庙、山陕会馆等，县志上并无介绍修建时间，有的在县志上甚至根本没有提到。我在查阅民国时期资料时，查到福音堂是1910年建成。其它的历史建筑，包括石牌老城墙的修建时间，以前的青石板鹅卵石路的修建时间，有待以后发现更新的资料才能得到解答，当然，也许永远都不会查到答案。

 

附本人《古籍里的石牌之一》中的部分相关内容（均来源于志书）：

1、唐，尉迟恭监修崇果寺。（《石牌镇志》）

2、宋仁宗皇祐辛卯岁，约1051年，僧杲日禅师开基崇果寺

3、宋徽宗朝遣大臣冯楫修饬（崇果寺）（宋徽宗1100-1126年在位，冯楫1118年中进士。）

4、明正德（1506-1521）年建上真堂、唐福寿建上真观屏壁。沈瀚如改名为上真观（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沈瀚如知承天府）

5、明隆庆间（1567-1572）王东湖、曾先、邓学谦、李天明重建崇果寺

6、明万历间，清1719年的《重修崇果前寺碑记》提到云岵先生的《后寺重修碑记》。

7、明1607年：唐氏安珠、定序等捐资扩建重修上真观

8、1633年，吴尚默题 万福隄碑（吴尚默，丙辰1594年进士，崇祯四年1631年任知府，崇祯七年任荆西道守道）

9、清石牌繁盛  彭镔之力 （1795年县志）

10、康熙约1665-1719

  曾西溪重修崇果寺后寺、构造东岳大殿、曾家大桥（推测为万历年间）

 曾填吾、曾九功、鼎建前寺、水府诸庙

 王济商修山门、天王殿、藏经阁

 何絧尚捐修鼓楼

曾以杨修大殿（崇果寺前寺）有1719年《重修崇果前寺碑记》

（本人注：这个1719年的碑记，信息量也很大的。可以得知，东岳大殿，即泰山庙的修建时间。曾以杨在康熙重修前寺，曾祖西溪重修崇果寺后寺、构造东岳大殿、曾家大桥的时间，应该正好是万历年。另外，云岵先生的碑记正好也正好是万历年的。还有，县志里明确提到，在1665年知府张尊德同时捐修西门大桥和曾家大桥，而曾家大桥上一次的捐修是万历年末，吴宗周等人募修。当然，这个时间只是我的推测）

11、康熙（1662-1722）中，王作楫建王家大桥（王作楫，例贡，曾任河南、云南等地知州）

12、雍正九年（1731）邓学谦裔孙珆珍、李天明裔孙李悦、萧冰士复新崇果寺

13、清 彭梦龙修复关帝庙、李士富助修塘港大桥、烂泥湖桥小道沟渠历六十年   （1795年县志）

14、乾隆19年（1754）邓方泽（邓佳荃）、陈贯一（陈万殊）修凤台寺，有《重修凤台寺前后佛殿碑记》

15、乾隆间，陈万殊捐修古稀桥

16、乾隆中1784年，胡靖国捐修泗水桥，共捐二千金建八桥 

17、乾隆（1736-1796）中，胡靖国重修崇果寺、增修旁轩（上真观），吴晟吴昆鼎新后殿

18、乾隆十一年（1746）县丞署移石牌

19、1808年建文星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