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崇果寺，创于唐，盛于宋，清乾隆6年、乾隆60年、同治年、民国年四个版本《钟祥县志》，均提到宋徽宗时期“遣大臣冯楫修饬”。

因为对崇果寺的历史好奇，我查阅了很多资料，但仅在本地县志、府志、湖北通志看到崇果寺以及崇果寺的“秋风和尚”的简短介绍。除此之外，就是清1719年的《重修崇果前寺碑记》、清1754年的《重修凤台寺前后佛殿碑记》。另外，清1719年的《重修崇果前寺碑记》里提到了《后寺重建碑记》，这块碑目前已不可见，具体内容我们已经无法得知。

为了查找更多关于崇果寺的信息，我把这些志书和碑记中提到的与崇果寺相关的人名，都记下来，然后在各种古籍里查找，遗憾只能找到部分人员资料介绍。

《后寺重建碑记》的作者，云岵先生，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曾任陕西汉中知府，万历三十六年任建宁知府。《钟祥县志》、《湖北下荆南道志》、《湖广通志》、《建宁府志》、《福建通志》、《陕西通志》、《建瓯县志》、《褒城县志》、《汉南续修郡志》上均查到了关于他的记载，并有记载他修建城池、重修城隍庙、置田等事迹，以及他的妻儿也有简短介绍。

这位在各个志书上都有记载的名人，可惜今天无法知道他的名字的确切写法。在上述提到的几本志书中，他的名字有多种写法：

第一种写法，遗憾今天的各种输入法，根本打不出来。旋，这个字，把左边的“方”字改为“土”字，即为第一种写法。

第二种写法，旋。琁。

第三种写法，璇。

不管哪种写法，在上述几本志书中，对他的描述是一样的：钟祥人，云岵是他的字，进士，建宁知府（有一本上写作建宁知县），他的父亲叫张时熙，有（从）兄弟张坤、张垣，张坤的父亲叫张时勳，另还提到张时照、张时然；云岵先生、张坤、张垣均为进士。因此，可以将这三种写法，均认为是云岵先生。同时，乾隆6年县志、乾隆60年县志，均注明第一种写法有疑，有认为是“璇”字，有认为是“埏”字。我想也许因为这样，所以清1719年的《重修崇果前寺碑记》里提到他写的崇果寺碑记时，仅仅称为“云岵先生”，因为他的名字，连县志上都无法确认。

只是可惜，这位大名鼎鼎的云岵先生的这块碑文查不到，仅知道他有本《永言志》，以及撰写过《朝阳山云居祥庵鼎新记》。对此，真的是觉得遗憾，因为此碑上记载有崇果寺的历史渊源，如果能够找到此碑，或者查到碑文，相信我们可以把崇果寺的“身世”之迷打开。

那么冯楫呢？

荆门焦知云先生的《荆门古名胜》中也提到了崇果寺，对于冯辑，焦老说“冯楫无考”。我根据仅有的“宋徽宗”这个年代，以及“冯楫” 这个名字，在网上和书籍中搜索。

在网上搜索可以得知：冯楫，生年1075年，卒年1152年。1118年中进士，历官秘书正字（1127年）、司勋员外郎（1129年）、工部员外郎（1137年）、守宗正少卿（1138年）、给事中（1139年）、权尚书礼部侍郎(从三品)兼侍讲（1139年）等职。

雍正版本的《四川通志》卷九：“冯楫：字济川，蓬溪人，自号不动居士，政和八年进士，为正字，绍兴中知涪州，奏免泸、叙、长宁招兵之扰，仕至敷文阁直学士，左中奉大夫。”

政和八年，正是宋徽宗时期，即1118年。冯楫1118年中了进士，1149年升敷文阁直学士。我猜想，他修饰崇果寺应该是中进士之后。

冯楫不仅是宋朝的高级官员，还是虔诚的佛教信士，被誉为是佛教义解、修行方面造诣精深的“大学”。宋代僧人释普济撰《五灯会元》一书，列出释氏传法世系，冯楫被作为禅宗临济宗“南岳下十五世龙门远禅师法嗣”列入该书，是一位著名的佛教居士。他进行了许多佛事活动，诸如念佛参禅，访刹拜僧，问道求法， 印施佛经，为僧人、寺庙撰写铭记，捐修佛塔(如大足北山多宝塔，潼南大佛寺出资妆彩大佛金身，泸州报恩塔)，组织“净土会”，弘扬佛教，倡行善事，等等。

看来，冯楫真的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冯大学”之称谓真是名符其实，派遣他修饰崇果寺，真是太合适不过了。他也曾写过其它寺庙的铭记，那么，他在修好崇果寺后，有没有写一篇关于崇果寺的碑文或者铭记呢？古籍里，仅能知道《宋诗纪事》《五灯会元》里收录有他的一首诗，以及傅增湘先生的《宋代蜀文辑存》里收录了他的十篇文章，另外还有一篇给密印寺钟楼写的文章。我十分愿意相信，他肯定有写崇果寺文章，只是今天的我们，已经找不到这篇文章了。

另外1719年和1754年的碑记作者，也是可以在志书上查到的。

1719年的崇果寺碑记作者“宣化府西宁县事”何芬，县志上记载明确，康熙十七年1678年举人，经魁，康熙三十六年进士，西宁知县，并且是以西宁知县“归老”并有他的传记。同时我查到康熙年的《西宁县志》上关于知县一职的任职记载，也是可以查到何芬的，明确写明在康熙四十一年任，在任七年。同样《宣化府志》、《竹溪县志》、《阳原县志》上也有他的记载。康熙版的《阳原县志》、康熙版的《西宁县志》就是他撰的。可以知道，何芬1692年任竹溪教谕，1696年任阳原知县，任职七年，1697年中了进士，1702-1708年任西宁知县，1719年写了崇果寺碑记。因此，这是一位德高望众的并且有相当才华的作者，晚年归乡，众人敬仰，才会受托写此碑记。

1754年的凤台寺碑记作者张弘绪，县志上也有记载，雍正二年（1723年）甲辰补癸卯正科乡试解元，侯执信榜，副榜。只是对他的名字略不同，乾隆6年和民国县志写着“张弘绪”，乾隆60年和同治县志写着“张宏绪”。另外乾隆60年的县志烈女卷中提到了张宏绪的女儿，女儿早寡，与婆婆金氏一道辛苦抚育儿子钱世荣，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时，张宏绪“举学宪戴题额旌之”，同时提到张宏绪的官职是云梦教谕。我查阅光绪九年的《云梦县志》，在职官卷中明确记载：国朝教谕，雍正，张宏绪，安陆府，副榜。这一点与凤台寺碑记中作者的官职“儒学教谕”相符，应该是同一人。（《湖北下荆南道志》选举卷下在顺治三年1646年也有一个张弘绪，应该是另一个人，因为与县志上提到的张宏/弘绪在年代上跨度超过一百年）

另外，对这个寺庙的名字，我也很好奇，一直以来，有着“崇果寺”和“凤台寺”两个名称，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在查阅志书时，发现几个版本的县志和《安陆府志》上均记载的是“崇果寺”之名，似乎“崇果寺”才是官方正式的名称。我再仔细读了清1719年的《重修崇果前寺碑记》、清1754年的《重修凤台寺前后佛殿碑记》，1719年的碑记，题目和正文均写的是“崇果寺”，而1754年的碑记，题目是凤台寺，而正文里却写着崇果寺“高踞于凤台之巅”，似乎凤台寺、崇果寺这两个名字是同时存在的，崇果寺有前寺后寺，凤台寺有前佛殿后佛殿。

据清《钟祥县志》记载：“崇果寺在石牌，创于唐，盛于宋，皇佑辛卯浴佛日，凤凰集此。”公元1051年，凤凰从南边飞来，集于崇果寺，可能从此就有了来凤关、凤台、凤台寺之名。可惜，来凤关这座近千年古城门，最后被拆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只留下了带字城砖，仅能给我们一点点念想。

再读碑记，发现还有区别：1719年的碑记，落款里写着“方丈住持僧”，而1754年的碑记，落款里写着“住持僧”。我不懂佛教知识，略微了解了一下，“方丈”和“住持”是有明显区别的，这也许就是“崇果寺”和“凤台寺”的区别。

凡是寺庙，都有一个住持，但不一定有方丈。简单的说，方丈的级别是高于住持的。一般的，只有规模较大的寺庙群才有方丈。如果是单个寺院，必须建有三个大殿，僧众达到500人以上，就算小寺院，僧众人数也不能低于300人。一个方丈可以在几个寺庙兼任，但一个住持只能在一个寺庙任职。方丈可以兼任住持，但是住持不能兼任方丈。方丈的任命是需要官方任命的，而住持不需要官方任命。

难道崇果寺是一个寺庙群，或者是一个规模级别都较高的寺院。

看碑记，崇果寺包括前佛殿（大雄宝殿）、后佛殿（地藏殿）、山门殿、钟楼、鼓楼、藏经阁（崇德楼）、崇德亭、“东岳大殿”、“天王宝殿”、“水府诸庙”、戏楼等建筑，似乎崇果寺的规模级别是大于凤台寺的。而且古镇当时还不止一座寺庙，一直有“三庵六庙”和“七戏楼”之说，可以想像，能够容纳数百僧人的崇果寺，以及众多寺庙戏楼，足见当年的石牌古镇是多么的繁华，又有多么雄厚的经济实力！

崇果寺在唐宋年间都由高官负责修建，写碑记的作者，也是当时有一定声望的名人，那么，我想它应该是有着一定等级地位的寺庙，当时它一定是香火兴旺的，只是到了清晚期，它已是残败不堪了，有首1858年的诗《崇果寺七铜佛歌》记录了当时的状况：“顽然七佛了无识，击掊不碎颀颀蹲。迩来数载半苔蚀，掀公于淖无人援。”而到了上个世纪初，社会动荡，战火不断，百姓生活困苦，无人保护管理，尤其到了六七十年代，几十块碑石无了踪迹（据说有部分埋在某地下，但不方便开挖），铜佛也被砸毁卖了，这让今天的我们，每每想到此，谁不心痛悲愤？！

查找那么久，仅仅找到了这么一点资料，我也很无助，希望更多的人一起寻找，找到云岵先生写的碑记，找到冯楫修饰崇果寺的详细历史记录，还有可能存在的冯楫写的碑文，让懂得石牌古镇的老街人，对家乡少一点遗憾，让石牌的历史，少一点缺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