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发生在2016年4月14日，假如没有《南方周末》那篇《刺死辱母者》的报道，很多人并不知道这起案件。

     “辱骂、抽耳光、鞋子捂嘴，在11名催债人长达一小时的凌辱之后，杜志浩脱下裤子，用极端手段污辱苏银霞——当着苏银霞儿子于欢的面。”这段“华尔街日报体”的开头像电影序幕一样抓人，简炼的动词、跳跃的表达、细节描述、冲突呈现，让南周这篇报道具备了好新闻的大多元素。
    “母辱不扶，国辱何御”，公众将心比心的代入感和道义升华，很快成为舆论共鸣的聚合点。可是再想想，现实中的伦理人情也并非如此——大家平时遭遇的国骂算不算“辱母”？如何去扶？能扶得过来不？要用刀子扶吗？
    回归理性，辱母或者侮辱任何人，在法治社会都应该承担法律责任。引爆舆论的触点是“极端手段”这个形容词。此处“极端手段”到底指什么？是指讨债者“脱下裤子，露出生殖器”还是记者“婉而成章”不可描述其更污的行为？
    新闻继续发酵，随后的报道以及评论特别是自媒体的二次传播中，人们看到的“极端手段”是被描述为讨债者“将生殖器塞入于欢母亲苏银霞的嘴里”、“用生殖器蹭脸”、“企图强奸”等。
    好在一审判决书已经被《法制日报》微信公众号公开，关于“辱母”的具体情节至少有5个信源基本一致，其中于欢的供词是这么说的：“穿黑色半袖的人（指后来被刺死的讨债者杜某）进来吓唬我妈妈跟我，然后脱掉裤子，露着下体，马某（与杜某一起来讨债的另一人）等人就劝阻这个人。”
    男性在异性面前“露阴”算不算“极端方式”侮辱人？记者认为算，也有读者说不算，没有标准答案。可是换个视角，就有网友就提出，假如南周刊出这篇报道的标题换成《上门讨债未果反被刺成一死二重伤》，想必现在的“舆论”一定会大相径庭。
我们的新闻报道真的如此可塑？
    一个多世纪前，《NEW YORK 时报》的同行们提出新闻报道“避免使用形容词”，认为“形容词大多是危险的”、“形容词常常是别有用意的词”、“形容词会通过报道给受众某种倾向性的诱导”。上述规则业内虽然也有不同声音，但追求真实、客观却无疑是全球新闻人的共识。
      回到《刺死辱母者》具体报道中，“辱母”是该新闻核心事实，而“极端手段”这个形容词却是一个外延很不确切“新闻编码”，在受众与媒体之间造成了信息差。
       新闻要讲人性，报道要有温度，但揭开“真相”永远是记者这个职业存在的首要价值。游离了真相，越火爆的新闻洋相出得可能越大。（作者系《华商报》资深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