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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不该制止图书馆里的“拍书族”？
(2007-03-25 11:25:23)
时常逛书店，也时常见到新一代抄书群体——“拍书族”。“拍书族”如今的“武器”十分了得：除了数码相机，还有摄像手机、DV、扫描笔。有的读者还利用手机的录音功能，通过口读，把书中的内容录到了手机里。
对于“拍书族”现象，身边的同事大部分表示，现在的书太贵了，抄书又太累，一大本书就几页纸有用，整本买下没必要，“拍书”完全可以理解。媒体上说，书店方面一开始对读者如此“抄书”持宽容态度，估计那时“拍书”尚不普遍。但近来随着用相机和手机拍书越来越普遍，书店的工作人员常常会出面制止。店方的态度是，太多的人这样做，对书店的销售肯定会产生影响。争论中甚至有律师出来，从法律角度辨析读者的行为是否侵犯作者的著作权。
本文并不想讨论书店的“拍书族”现象，而想说说图书馆。因为看到报纸上一位店方负责人反对“拍书族”的话：“书店不是图书馆，书店是卖书的。”他错了，显然他很久没去图书馆。他不知道，如今国内的图书馆反对“拍书族”更加彻底。书店好歹还不敢限制读者携带照相设备的自由，而你如果“明火执仗”地携带数码相机走进国家图书馆，将立即被警告，看那架势，假如你再不收敛，你就甭想踏进大门一步。
笔者冬季时曾前往位于北海的国家图书馆分馆查阅《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影印本)，因带数码相机即被警告禁止拍摄，找到自己所需要的资料后，为节省银两，不少页码只好忍痛割爱，最后交与柜台，以每页0.6元的价格复印。还有，国图的报刊阅览室扫描一个报纸版面要交40元。禁止拍摄的目的十分明显。
笔者的一位朋友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供职。闲聊中得知，国图将许多重要古籍扫进缩微胶卷，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一位南京的教授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打听到他要找的资料在缩微复制中心，教授从教育部开出介绍信，又转到文化部、转到国图、转到缩微中心，派他的硕士研究生来查找资料。查了仅半天，即被中心的工作人员以“本中心无此项对外业务，这已是破例了”为由送出门外。
我在《中华读书报》上读过一篇介绍美国图书馆的文章，作者在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大学中心图书馆
”看到，这里人人均可携带书包等随身物品进入书库，不需要任何证件或手续。不仅图书、报刊开架，连昂贵的缩微胶卷也开架自取，大部分读者用笔记本电脑抄录，也有使用笔式扫描仪或数码相机复制的。
众所周知，公共图书馆迄今为止仍然属于公益文化事业，是以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为根本宗旨的文化机构，公共图书馆里的图书属于国家，也属于全体人民，应提供给全社会各阶层公众共同使用，不应以盈利为目的。而文化对于民众、对于国家兴衰的作用不用我在这里赘言了。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着眼于满足人民群众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逐步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文化事业的支出为123亿元，比上年增长23.9%，其中就包括图书馆。公共图书馆如果也像社会上的其他部门看齐，整天琢磨怎么增加部门的收入，就与总理的期望、与公共图书馆设立的初衷不符了。
春秋时期，晏子回答齐景公问为臣之道时说，“见善必通，不私其利”（一个好的政令一定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不从中谋取私利），“肥利之地，不为私邑”（不把肥沃富庶的地方当作自己的私产）。说得多好啊！2004年辞世的前蒙纳士大学杨小凯教授曾经警告注意“国家机会主义”的严重后果，因为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使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公认的游戏规则，因而所有人的行为都变成非常机会主义，只要对己有利，即可以不顾社会的道德准则，而社会出现不稳定的情况。
“拍书族”现象的出现，应从长远的发展角度看问题，适当疏导。大部分人来“拍书”，还是出于对书的内容感兴趣。如果将“拍书”和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连续6年持续走低的局面联系起来看，至少我还是多少略感欣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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