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曰：“刘长卿绝句不减盛唐人，次则排律。此体初唐为工，而元和以还，牵凑重复可厌，惟隋州乃能接武前贤。至七言律之妙，有胜于盛唐人者。设机以灌，其功倍矣，抱瓮者不肯为耳。”
   又曰：“长卿开元、至德间人，编诗者列之中唐有故。其集有古调，有新声。盛唐人无不高凝整浑，隋州五言律诗，始收敛气力，归于自然，首尾一气，宛如面语。其後遂流于张籍一派，益事流走，景不越于目前，情不逾于人我，无复高足阔步，包括宇宙，综揽人物之意。孟襄阳诗亦有语真意近，机圆体轻者，然不佻不纤；随州乃作态矣。”
   又曰：“诗忌意随言尽。钱起《登覆釜山遇道人》第二篇、《南溪春耕》诗，其结处转笔，可谓水穷云起。”
   又曰：“郎士元诗不能高，而有谈言微中之妙，淡语中有腴味。如‘乱流江渡浅，远色海山微’，‘河来当塞曲，山远与沙平’，‘荒城背流水，远雁入寒云’，‘罢磬风枝动，悬灯雪屋明’，萧寂而不入苦寒。”
   又曰：“高仲武谓李嘉佑‘绮靡婉丽，涉于齐、梁’，由未见後来温、李辈耳。”
   又曰：“贞元以前人诗多朴重，韩■有名于天宝，诗乃修词逞态，有风流自赏之意。”
   又曰：“韦苏州冰玉之姿，蕙兰之质，粹如蔼如，警目不足而沁心有馀。”
   又曰：“韦诗皆以平心静气出之，故近有道之言。宋人以韦、柳并称，然韦不造作，而柳极锻炼也。”
   又曰：“卢纶诗以真而入妙。秦系工于写景，故能近人。二皇甫殊胜二包，取境不远而神幽韵洁，有凉月疏风，残蝉新雁之致。李端过于平熟，时作一态，新警可喜。耿善传荒寂之景，故锺、谭所表章皆当。顾况有气骨，七言长篇粗硬中杂鄙语，有高调、非雅音。而《弃妇词》虽繁弦促节，能使行不流，庭花翻落。《公子行》如见纨绔之状。”
   又曰：“中唐多佳句，其不及唐者，气力减耳。雅淡则不能高浑，沉静则不能雄奇，清新则不能深厚。至贞元以後，苦寒、放诞、纤缛之音作矣，惟李益风气不坠。”
   又曰：“读于鹄诗，惟恨其少。”
   又曰：“诗有美不胜收而品居中下者，亦有一言无可举而不得不奉为胜流者，以丰度言也。知此，可与定羊资州士谔之诗矣。贞元後集中有好诗易，无恶诗难。羊诗求一恶字不可得。”
   又曰：“于ν官襄阳，颇酷虐。李涉工诗，以‘逢人惟说岘山碑’为讽，如是足矣。若欧阳公于晏元献，不免寻闹。”
   又曰：“吕温不及刘、柳，而气亦劲重苍厚。其《孟冬蒲津关河亭作》：‘雪霜自此始，草木当更新。严冬不肃杀，何以见阳春？’其人可知。”
   又曰：“大历以还，诗尚自然。子厚始振励，篇琢句雕，起颓靡而荡秽浊，出入《骚》、《雅》，无一字轻率。其初多务刻，神峻味冽，後亦渐近温厚。如‘高树临清池，风惊夜来雨’，‘寒月上东岭，冷冷疏竹根。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不意王、孟外复有此诗。”
   又曰：“宋人诗法，以韦、柳为一体，更有忧乐也。柳构思精严，韦出手少易。学韦易以藏拙，学柳不能覆短。东坡有云：‘外枯而中腴，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足以当之。中外皆枯，淡亦何足道哉自是至言。”
   又曰：“刘梦得五言古诗多学南北朝，近体多杂古调。五古是其胜场，可喜处多在新声变调，尖警不含蓄者。七言大致多可观。”
   又曰：“梦得佳诗，多在朗、连、夔、苏时作，主客以後，始自疏纵，与白傅唱和者，尤多老人衰飒之音。七律虽有美言，亦多熟调。名宿犹尔，可不懔懔！《送李侍郎自河南尹再除本官》、《赠令狐相公镇太原》等诗，或切其地，或切其人，或切其事与景，八面皆锋。”
   又曰：“王真州谓‘卢仝《月蚀》诗是病热人诞语，前则任华，後则此君，皆乞儿唱长短歌博酒食者。’余其快之。但‘相思一夜梅花发，忽到窗前疑是君’，却是胜流语。”
   又曰：“贞元、元和间，诗道始杂，各立门户。孟东野最为高深浑厚，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真是《六经》鼓吹。”
   又曰：“李贺骨劲而神秀，在中唐最高深浑厚有气格，奇不入诞，丽不入纤。虽与温、李并称西昆，温、李纤丽而长于近体，七言古效长吉，全不得神。”黄公此言，高识过人远矣。
   又曰：“《品汇》以张、王并列，极当。张籍善为哀婉之音，有娇弦玉指之态。仲初妙在不含蓄，有晓钟残角之音。人但言仲初《宫词》，如食熊而取脑也。司马律不佳，排律尤劣，方回亦以为一体，列之为式，陋矣！”
   又曰：“元、白诗不高，论诗却高。微之《少陵墓志》、《叙诗与乐天书》，乐天《与元九书》，深得六义之解。白实清绮之才，乐府杂律诗极多可观，而受病有二：一务多，一强学少陵。率尔下笔，言之无文，行之不远。选白诗者从无精识，喜恬淡则兼收鄙俚，尚气骨则并削风藻。”
   又曰：“诗至元、白，又一大变矣。两人虽并称而却有不同：选语之工，白不如元；波澜之阔，元不如白。白于苍莽中时存古调，元精工处亦杂新声。微之自是轻艳之才，排律动数十韵，虽有秀句，牵凑亦多；惟乐府多佳作。”
   又曰：“李绅以歌行自负，乐天亦称之。今不可见，惟留《追昔游集》耳。其诗颇有体格，少以《悯农》诗为吕温所赏，二绝盛传，吕之赏鉴不谬。沈下贤集不传，宋人取稗史梦中诗成集，可笑。”
   又曰：“贾岛诗最佳者，终以卷首《古意》为尤。五言诗实为清绝，有孟襄阳不能过者。其句多是深思静会得之。阆仙有精思而无快笔，往往意工于词。而好用倒句，又是一病。效贾体者多专意中联，忽略首尾，故人都少之。《纪事》谓‘阆仙变格入僻，以矫元、白’。愚谓元、白之体，己自讳之，亦何足矫。当矫者，鄙俚率直也。贾古诗此病亦多。‘郊寒岛瘦，元轻白俗’，病总在乎俗。酸陋亦是俗。元、白有袒裼裸裎之容，阆仙有囚首垢面之状。好色而淫，怨诽而乱，均伤大雅。”
   又曰：“姚合之‘武帝自知身不死，教修玉殿号长生’，觉顾况之‘岂知今夜长生殿，独闭空山月影寒’，味索然矣！”乔曰：“诗固贵意，而意犹不足以尽诗。姚、顾同是唐人，诗意又同，而相去甚远，词为之也。”
   又曰：“秘书与阆仙善，兼效其体。古诗气格近之，而无其酸。近体如‘酒熟听琴酌，诗成削树题’，‘过门无马迹，满宅是蝉声’，‘看月嫌松密，垂纶爱水深’，‘弄日莺狂语，迎风蝶倒飞’，皆甚新警，为宋人所尊。”
   又曰：“朱庆馀不解古诗，近体惟工绝句。如《公子行》：‘闲从结客冶游时，忘却红楼薄暮期。醉上黄金堤上去，马鞭捎断绿杨丝。’末句应次句，写匆匆归景，颊上添毫。”
   又曰：“高贺诗清刻，恨不脱僧气。章孝标与其子碣诗格俱卑，碣尤力弱。”
   又曰：“张祜宫体诸诗皆浅淡，惟《金山寺》诗，自以为敌綦毋潜《灵隐寺禅院诗》。余谓可敌王湾《北固》诗。”
   又曰：“杜牧诗惟绝句最多风调，馀不能。然《杜秋娘诗》至‘我昨过金陵，闻之为欷’，诗意已足，以後引夏姬、西子等，则十纸难竟。又有‘指何为而捉’等，是岂雅人深致？不及《琵琶行》多矣。其七言律亦极有佳致。李群玉《梅花》诗云：‘玉鳞寂寂飞斜月，素艳亭亭对夕阳。’高█秉编入古诗，殊谬，当仍原有集作排律耳。《诗品》、《品汇》皆作‘素手’，余意其不切梅。本集作‘素艳’，‘艳’字韵不高而稳。文山在晚唐不染轻靡僻涩之习，五古有素风，少警拔。其于温、李不为，亦不能也。”
   又曰：“飞卿之才，能瑰丽而不能澹远，能尖新而不能雅正，能矜饰而不能自然，其警慧处，殊不易得。顾华玉极口诋之，如苎萝之女，使之负薪矣。七古句雕字琢，腴而实枯，远而实近，然亦秀色可餐。应对之才，不必责之█理也。五言律尤多警句，七言律实自动人。温之与李，互有高下。飞卿‘十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极力描写豪奢，不及义山‘玉玺不缘归日角，锦帆应是到天涯’。而‘地下若逢陈後主，岂宜重问《後庭花》’，不及飞卿‘後主荒宫有晓莺，飞来只隔西江水’之含蓄。”乔谓义山诗思深而大，温断不及。而温之“钓渚别来应更好，春风还为起微波”，宁不淡远？大抵古人难以一语断尽。
   又曰：“飞卿子宪集不传，《杏花》诗流传人口：‘店香风起夜，村白雨休朝。’殊有凤毛。宪登第後诉父屈曰：‘峨眉先妒，明妃为去国之人；猿臂自伤，李广乃不侯之将。’此事差慰人意。李未闻有贤子。”乔曰：“乐天极爱义山诗，谓之曰：‘吾死当为尔子。’义山因名其子为白老，然无乐天一字也。观此，可知张承吉事成于气激，固怜于才者也。余每读‘明妃’、‘李广’句，必为泣下。叙述感动千载後人，知将门有将矣。顾东桥颇有佳句，功力不深，自居盛唐，故讪飞卿。毁人可以自成，为李、杜也易矣！”
   又曰：“义山绮才艳骨，作古诗乃学少陵，颇能质朴，而终有‘镜好鸾空舞，帘疏燕误飞’等语。《韩碑》诗亦甚肖韩，得《石鼓歌》气概，造语更胜之。”乔曰：“少陵诗是义山根本得力处，叙甘露之变二长韵律及《杜工部蜀中离席》可验。此意惟王介甫知之。时有病义山诗骨弱者，故作《韩碑》诗以解之，直狡狯变化耳。”
   又曰：“魏、晋以降，多工赋体，义山犹存比兴。”
   又曰：“刘沧极有高调，终卷无败群者，但精神处亦少。”
   又曰：“词不足者，须理有馀，大█不琢，非率直也。邵谒诗直是粗硬。”“█”
   又曰：“马戴与贾岛、姚合同时，而叙于晚唐，犹钱、刘之称中唐也。其诗惟写景为工。《征妇叹》最妙，人不知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