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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者生涯（十二）
(2007-01-23 10:20:46)| 分类： 随笔 |
我的记者生涯（十二）
中央电视台的著名节目《焦点访谈》创办初期，我和几家行业报的记者被借调过去，由于我们比较熟悉各自的行业和基层的情况，节目组希望我们能够提供多一些的新闻线索。
《焦点访谈》节目由于及时抓住广大群众关心的问题，针砭时弊，敢于说真话，故而受到热烈的欢迎。许多人怀揣材料、带着新闻线索，从四面八方赶往北京，出了车站直奔中央电视台。当时组里规定，凡找《焦点访谈》的，编辑们谁接电话谁到门口接待、处理。编辑到了传达室就算被粘上了！你得像接待上访的官员一样，一拨接一拨地听取情况，要是到了中午，你能赶上午饭就不错。
有一次，我来到传达室，一位老者面带慈祥的微笑说：“请您耐心一点，我慢慢地说。”他不慌不忙在桌上打开包袱，清清嗓子道：“1954年……”只见他一张又一张地出示已经发黄的各部门各年颁发的红头文件，作为听众的我早已是一头雾水脑袋发大。后来组里经验丰富的老记者对我说，像这样的人是“老运动员”了，别说你，就是国务院信访局局长对他的官司也不容易摘清楚。咱们这儿不断那种陈年旧案，既费力气，又没有什么现实轰动效果。通过这件事，我在接待来访和选择新闻题目时变得聪明了不少。
另一次，我来到传达室，一对中年夫妇问清我是《焦点访谈》的记者后，女的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我急忙上前搀扶起来，问了情况。原来，他们的孩子正上初中一年级，几个学生逼他回家要钱，因为没有及时交出，竟被那几人带到一个胡同用刀扎死。火急反映到事发地派出所，警察说人不是我们这个地段的；又反映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人家说案件没有发生在本地。两边一推，使本来就受到沉重打击的中年夫妇悲愤欲绝，母亲昏死过去好几回。我安慰了夫妇二人，回到办公室抓起电话，给该区分局通了情况，告诉他们我们节目将“密切关注”这种事。事情闪电般地得到了解决。每逢此刻，我一方面感到作为记者，我无愧于我的职业；同时我再一次领略了《焦点访谈》在社会上的影响。
更多的时候，前来反映新闻线索的人都要求我们一定要为他们保密，不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暴露他们的名字。我们当然理解和尊重这种要求，但说实话，如此反映情况的人比起那种“到公堂上我也敢做证”的人，有时你尤其需要审慎处置，多打几个问号。毕竟事件多发生在外地，你报题目的时候首先要将事件的前因后果了解充分，如此才能说服组长和部门负责人，才能得到批准、领取经费、借出设备。
我在《焦点访谈》共参与采访、制作了六个节目，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去广东拍一个罪犯。我从“高检”得到消息，XX铁路总公司货物主任因收受贿赂被逮捕，检察院公诉要求判死刑，法院最后判了无期。通过采访报道这个案例，我们期望找到铁路系统管理工作中的漏洞，并警戒公职人员：天网恢恢，伸手必被捉。在广州，负责此案的铁路检察院向我们介绍了情况。当我们观看录象资料时，我惊呆了：画面上，检察人员来到那位货物主任家中搜查，他们首先要求其亲属将私人财物拿出来放在一旁，再问：“没有了吗？”答：“没有了。”检察人员说了声：“开始吧。”然后就像自己亲手藏的一样，从大衣柜里、床下边、顶柜上、镜框后面等等许多地方一把一把地掏出大捆的钱和首饰来！这些东西很快堆满了小桌子，不少钱看上去肯定是从银行取出后从未动过的……后来在一次吃饭时我问一个检察院的小伙子，他们怎么能如此准确地判定罪犯“藏宝”的地方？他莞尔一笑：“一般人藏东西是有规律的，中国人嘛，思维有共同性。”我想引他多说点，他却狡猾地避开：“咳，你要是干这行，很快就明白了。嘿嘿。”
这位前货物主任收受的贿赂，得到证实的我记得有120多万，有60多万“无法说明其来源”，还有不少金银首饰、珠宝珍玩等。他在与我们交谈时似乎还在为判他以重刑抱怨：“我身为国家干部，不该受贿。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国家给我灵活处理的权力范畴内。我从未因为收了人家的钱，就滥竽充数、以次充好，影响国家的正常铁路运输计划什么的……”我生平首次这么近地面对一个犯人，在采访当中，看着神色疲惫、满脸胡须的他，我数次出现思维恍惚的瞬间，仿佛我不是在看守所里，我们也不是在与罪犯谈话，而是在一个普通人家里聊家常。我几乎忘记了精心准备好的话题，就想随心所欲地聊下去。我事后一边看素材带一边想，都说我们干记者的最重要的是“实录”，即：将生活中发生的事件尽可能真实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将自己的观点巧妙地隐藏在镜头的角度、衔接以及问话前后顺序当中。可是要掌握这里面的分寸却是非常之难的啊！我们的表情、语气、潜词造句既不能同于平常百姓，又能不同于警察审犯人。我们的社会角色十分特殊，我们的工作其实是另一种审问，而看上去却像是在聊天。这种微妙的角色心理只有在参与制作《焦点访谈》一类的“问题”节目时才能深刻体会。
作为报纸记者出身的我，一来到电视台便强烈地感觉到两种新闻形式的极大差别。我搞报纸多年，自觉已得心应手。报纸记者采访一般看上去比较轻松，他们在正常情况下多采取和被采访对象聊天的方式，只在本上记录一些他们认为最关键的数字、观点，而不用也没有必要逐字做笔记，重要人物的谈话则采取录音的方式，回家再整理，而且很多时候采访文章写好后对方还要审阅。电视采访则大相径庭，一般情况下录象只能一次，即使能够拍第二回，也不如第一次看上去真实自然，所以事先一定要有较充分的准备。再者，搞电视问题片，记者最怕的是被采访人沉默不语，对方说得愈多愈好，你越辩解我心里越高兴，你威胁我、恐吓我、甚至要冲过来砸机器，我一边护着脑袋和摄象机退却，一边心里乐开了花：“哈哈，这个片子拍成啦！”
为了本篇文章的“完整性”，我愿在此厚着脸皮但的确是发自内心地说一句：我这个老记者祝《焦点访谈》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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