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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记者生涯（七）
(2007-01-23 09:15:23)| 分类： 随笔 |
首先我得声明，记者队伍里的大部分人都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倾听民间的呼声，揭恶扬善，奉献着自己的汗水甚至生命。但以我在记者圈里的所见所闻，我又不得不拿起笔来，为网友朋友们展示关于这个职业的另一些秘密。
现有很多人都知道记者发稿要收“红包”。其实，在我刚当上记者时，情况并非如此。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十五年前，我去参加一个外地企业的活动，与一位《人民日报》的老记者同住一个房间。晚上躺在床上聊天，他讲了自己写出几篇较有影响的报道的全过程，接着谆谆告诫我，不要贪图被采访对象的财物，拿人者手短，到写作必然受此影响，你的报道就不会客观、公正、有分量。那时我们所读的新闻书籍中还提到“党性”和“人民性”，我想，即使我没那么高尚，至少我的报道中应讲点良心吧。但我的美好初衷很快就被现实击碎了。当时我的工资是二、三百块钱，还要负担家庭生计，耳旁听的都是“万元户”如何如何，人人都希望生活得更好些，有机会为什么要放弃呢？更何况，我所采访的对象都是轻工企业，他们在京开一次新产品发布会，前往的记者每人必送一件生活用品：什么台灯啦、电烫斗啦、服装啦、餐具茶具等等，之后就是鸡鸭鱼肉，猛撮一顿。宴罢打道回府，有的企业还派专车送行。久而久之，对此一套我已见怪不怪，给东西就拿，绝不脸红。有一回，我参加一个小食品厂的活动，会后每人抱了一个紫铜火锅回家，上面还绑着一盒糕点，再加上自己包，乱七八糟地一直抵到下巴颏，告别时只好用双腿微曲来表示谢意，非常狼狈。还有一次，石狮一家服装厂进京办展销，新闻发布会上给每个记者一身女式套装、一个罩杯和一条女式内裤。当时我尚孑然一身，感到十分尴尬，就问主办者，能不能给我换一套男装？人家为难地说，我们厂专做女装，你就送给女朋友吧？周围的熟人都起哄，我也只好不吭声了。我们圈子里有一位“飞行记者”，为了多领礼品，一天能赶三、四个会，堂皇地拎着这家企业的礼品参加另一家企业的会，有时到了饭口，人家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他总是编出类似“回报社发稿”的话去脱身，主办者还以为没招待好记者生气了呢！尽管一些报社也规定了“礼品要上交”，但记者或直接回家，或把礼品藏在一个地方（如寄存在某处），总而言之终于将东西扛回家为止。
慢慢地，企业送东西感到为难了：送一般的日用品，记者家里什么都有了。怎么办？干脆送钱。按记者所在的媒体重要性的不同，把钱分成若干份，每份钱数稍有差异，装进信封，待记者签到时发出。而且记者因为吃饭的次数太多了，开始挑选就餐的地方，企业方面便小心地打听，同时征询熟悉的记者的意见。为了保证最高的见报率，许多企业加强了宣传部门的力量，选择一些主要报刊、电台、电视台的记者，每次活动固定邀请这些人。从记者这方面看，跑经济的记者逐渐摸透了企业的需求，积攒了与之打交道的经验，就开始主动出击，参与谋划。比如，我去过一家外地企业采访，和企业老总、办公室主任等都十分熟悉了，就提出邀请北京更多的大媒体记者一起来报道采访。对方一听，当然喜出望外，彼此再敲定好总体的费用，包括旅费、住宿甚至逛名胜等方案。回京后，我就向熟悉的各媒体哥们儿姐们儿一打招呼，约好时间，“北京记者团”就浩浩荡荡出发了。这个团常常所向披靡，铁路、民航不敢惹，到了地方，一听《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都来了，一般县委、地市一级的领导肯定是一把手亲自迎接，企业老总眉开眼笑，记者们拿到了“稿费”，皆大欢喜。日子一长，记者圈子里的一个个小团体就形成了，其中一个联系好了企业，大家定时出发，每次基本都是这些人，越来越紧密，彼此心照不宣。当然，“穴头”一定要与大伙同甘共苦，自己别太黑，否则一旦内情暴露，就有被开除“团籍”的危险，而且新闻界消息走得快，“自私”的人谁都不会拉你入伙，断了财路，这可得不偿失，占小便宜吃大亏。一般奔赴外地，除所有吃住行全由企业包办之外，现金都在每人500 元以上，1000元的时候比较多，有时会更多。我认识的一位记者后来“翻了船”（因经济问题犯了案），他交待，有个企业一次送了他一套山水音响。
九十年代，我所在的“记者团”跑了不少企业。以我的了解，北京的“记者团”有许多，纷纷都朝外地跑，并且参加的人员也越来越复杂。开始，有的记者扭扭捏捏地找“穴头”，问能不能带自己的女友去外地（当然费用由企业出），“记者团”里经过争论，答应了请求，大家一起瞒着企业，对人家介绍说她是某某报的，没带名片。再发展一步，“记者团”里的某人会引荐一位新人（女性）入伙，担保不出问题。到了企业，他就以各种借口要求单独一个房间，夜深人静时有人发现那位女士钻进了某人的单间。大家这时才恍然大悟。
各省几乎都跑遍了，出差的劲头儿就逐渐衰退，加上许多外地企业都想把产品打进北京市场，于是一个新的行当产生了——承办发布会。我和我周围的许多资深记者都承办过企业的各种会，举办的地点上至人民大会堂、钓鱼台国宾馆、政协礼堂，中至五星级饭店，下至一个个名不见经传的饭馆餐厅，贵宾里有高层官员、名人遗孀、歌星、影星，谈话、授奖、照相、留下墨宝……当然中心任务不会忘，就是给各位记者哥们姐们分发新闻稿和“车马费”，最后自己朝企业要一笔辛苦钱。再后来，哥们姐们连参加会的劲头儿都没有了，组织会议也越来越难，“穴头”们就采取邮寄、传真新闻通稿，见报后付钱的方法，不过主要的媒体必须先递“红包”，而且还要向企业打好“预防针”：能不能发可保不齐啊，就看头儿能不能通过了！……
但我从始至终自认为良心还在，我从来没有因为收了谁的钱，就把孬的说成好的，或把没有的写成已经存在的。我与年轻的记者一起下企业，当他们毫不掩饰地向企业要产品时，我只感到脸上发烧，觉得人家连带我一块都看瘪了。我作为新闻界策划人经常参加企业的市场推广或发布会筹备会议，当我听到企业谈及如何如何用多少资金来安排哪些媒体发稿时，他们谈的好象不是非常严肃、非常高尚的新闻事业，而似乎是把货批给哪些个体户一样；并且他们也没有把当“穴头”的我看成为一名记者，而是一位中间商、经纪人。每当此时，我的心里就会长久地漾起一股“难言之隐”，无论什么名酒名汤也洗刷不去。我不清楚自己究竟属于什么样的身份，我成了介乎于几个行业之间的“多余人”。这恐怕也是我后来决意离开新闻界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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