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马上山要趴着，下山要挺起胸膛。这是极重要的人生哲学。有很多方面都说得通。人在青少年时代要学会谦恭，听从父母、老师、社会的教导，才能学好知识；等到自己长大成人，就要努力培育起独立精神与自由人格，昂首挺胸地做人，那才能收获理想与成就。有人在孩提时代过分自我膨胀，变成惹事生非的熊孩子。自己根本没有能力与大人和社会对抗，偏要横着来。等到真长大成人，学业已经荒废，无力成为人生与社会的担当，那就只能低声下四做人了。否则，怎么样呢？胡作非为，孩子，社会可以容忍，你也有父母照料，你成人了，继续如此，那就处处碰壁，总是受惩罚，让你不得不低下昂贵的头来。

人的一生，也就是一个上坡与下坡的旅程。不论什么人，无论在体力还是智力上，都是这么个过程。身体方面，人一般在25～28岁达到最好状态，随后身体机能就逐渐衰退了。在身体方面，青少年不能用蛮力，过度透支身体，不然，就不能正常发育到最好状态。人到老年，就不要幻想再与年轻人掰手腕。但是，到这阶段已经与死亡比较接近了，你得学会有尊严地活着。人的心理年龄，不同的人差别很大。有人20岁就老了，这叫未老先衰。有人七八十岁了，仍有着青春的活跃思想与激情，充满创造力，这让他们活得更有尊严。但最后大限临近时，任谁都会失去这些。这时候，就是要淡然地笑着，从容面对。

在这世界，干什么事都可能有着这样那样的困难。有的事特别难。那些难题，就是我们面前的一座高山。在上山的时候，只有低调一些。必要时，就是必须与他人及现实有所妥协，否则你根本就登不了顶。或者，小不忍乱大谋。本来是小山，却陡然暴升，顷刻变成活见鬼的万仞山了。上得山顶，那就意味着有了解决难题的思路、方法，万事俱备，就看行动了。这就要勇敢地发起冲锋，一击而中。这时候你缩手缩脚，畏首畏尾，万一错过良机，难题变成更大的问题，也可能忽然又变成另一座大山了。在过去的战争中，争夺高地最为紧要。不掌握制高点，你就被动挨打。现代战争的制高店仍在，只是改了形式，变成了制空权、制海权、信息控制权和高技术压制等。

许多人遇到的难题，多数是小山、丘陵，你以为有多难，其实，相对别人，容易得多。但山不高，同样也得注意上山趴着，下山挺胸的决窍。前面说了，小山可能瞬间变成万仞山或另一座大山。换句话说，我们要善于解决问题，努力不将问题复杂化。

成大事者，要有攀登人类最高峰的勇气与意志。你去喜马拉雅，遇到的困难与险阻就更多。攀登喜马拉雅，必须在事件做很多功课，做足一切准备。王安石变法失败，就是在半山腰与司马光集团耗上了。王安石是大才子，司马光也是。相互间顶牛，就大大地消耗了王安石登顶的动能。一个例子，苏轼本与司马光有梁子。可王安石连苏轼这样的才俊也没有努力争取。可见王安石在上山时有多孤傲。宋朝的文人不仅有文才，也多有治理之才。苏轼每到一地，都能得到好名声，并让这地留下他的明显痕迹，可见是不可多得的社会大管家。然而，王安石变法，苏轼却是反对的。最终他变法失败，从这个角度观察，也是活该。

另一人变法是成功的，那是张居正。张居正也很有才，但他上山时，知道藏锋。夏言、严嵩争首辅恶斗时，他只在一边冷眼旁观。1549年，《论时政疏》大谈他的改革，但不受皇帝重视，那就算了，再不谈此事。苦等了二十多年，到1572年，他已与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结盟，又深得李太后欢心，成为内阁首辅，就是登顶了，终于可以推行全面改革。他从“考成法”开始，一举收服文武百官，让他们无法集体对抗新法或暗中使绊子。风卷残云，仅10年光景，半死不活的明朝又重中兴。但是，皇帝朱翊钧（明神宗）因张对他少年时管束过严，早生了恨意。张居正病逝后，小皇帝就想来一个政治清算，否定他的一切。但对张居正的变法，朱翊钧闹了一阵小脾气，还是冷静下来，仅稍有修补而未全盘否定。只不过在政治上，朱翊钧要对他进行一番打击，以泄心头之恨。到了1622年，张居正又被朱翊钧的孙子朱由校（天启帝）恢复名誉。

在人类历史上，如何用正确的姿势上下山，对许多人来说，始终是一个大难题。有人就做得特别出色。比如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那样的人。他们在上山的时候，并不癫狂，就是与大家有商有量，共同攀登人类文明的崭新高峰。到了下山时，他们以高贵的灵魂做行为指南，不放纵个人的私欲，尤其对权力不敢任性，就将人类第一个联邦体制的自由的法治的共和国的精神内核给确立了下来。

好多事，好些人只知拧着来。空有抱负，空有一番翻江倒海的激情，最终却只是自古拧巴空余恨，此恨绵绵无绝期。恨是不管用的。恨若管用，这世界早不是今天的模样了。上山时趴着，是要你识时务，知轻重，准确判断，不做无谓的牺牲；下山时挺胸，是要你不忘初心，让你的玉树临风，从容不迫，珍惜得之不易的良机，为光明与理想收获应得的喜悦与奖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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