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0月4日，201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名单公布，出生于英国的三位学者：戴维·索利斯（David J.Thouless）、邓肯·霍尔丹（F. Duncan M. Haldane）和迈克尔·科斯特利兹（J. MichaelKosterlitz）因“在拓扑相变以及拓扑材料方面的理论发现”而获奖。

邓肯·霍尔丹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是凌晨4点半，半梦半醒时接到电话，他还以为出了什么事。他说，“当电话铃声响起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死了（Myfirst thought was someone haddied），接下来一位有瑞典口音的女士，告诉我获得了诺贝尔奖，声音有些含混不清，以至于我并没有把它太当回事。”

霍尔丹教授被这“恼人”的电话吵醒了，心中不免产生一点波澜。他泡了一杯咖啡，静下心来，也平静下来。等到上班的时间到了，他如往常一样独自走出家门，准备到学校讲课。这时，他被闻讯赶来的记者堵了一会儿，简单地应付两句，还是前去学校。

到了教室，学生们都知道他获奖，给了他一阵热烈的掌声。不免要说此事，他告诉同学们，对于那些有志于物理领域探索的人，任何人未来都有可能获得诺奖。然后，就像往常一样开始讲课。

90分钟的课讲完了，霍尔丹才去形式见记者，开了个简短的新闻发布会。会上，他感谢自己的导师——197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安德森（PhilipAnderson），“我从我导师那里得到了诸多锻炼和指导，他一直在激励着我。”有人问他得奖了为何还坚持讲课，他说，“做我的本职工作，是我的责任和荣誉”。他认为，“在这些学生当中，很有可能会做出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发现”。因此，他有必要第一时间与自己的学生分享这个荣誉，以激励他们。

拓扑相变以及拓扑材料是个什么样的学问，老航一时搞不清楚，也就不去管了。我很感兴趣的是霍尔丹教授与索利斯教授、科斯特利兹这3人原来都是英国人，怎么都跑去美国了呢？原来，1970年代以来，英国的科学研究停留在理论上，几乎完全忽视应用科学的发展，这让这3人感到有些郁闷，就都跑去美国了。

霍尔丹教授原来在英国剑桥大学工作，起初也未想到美国，而是先到法国工作了4年时间。见到法国也不怎么如意，1990年代就先后受聘于美国南加州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直到至今，一晃20多年过去了。实际上，霍尔丹他们的研究，是从剑桥大学开始的。“我们很难判断一个东西是否有用，但是我们能确信它是有趣的。”在美国，基础研究与应用科学结合得很好，又能够给予有才华的人自主发展自由空间，这便是这些科学家喜欢美国的内在原因。

从霍尔丹教授身上，老航必须承认美国科研机制的独特魅力，也部分解释了英国衰落的原因。换句话说，美国仿佛很知道科学家需要什么，尽量满足，而英国科研虽然也很厉害，却缺少了一些东西。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美国人是最懂的。世界其他国家包括欧洲老牌强国，却并未真正明白这个规则，或者曾经明白，却又因国家缺少应有的改良，变得不那么明白了。这又证明，美国的国家活力并无减弱之势，美国衰落论没有可信的依据。

但在美国，霍尔丹教授这样的杰出科学家，却不会享受到多少来自政府层面的尊荣。州长、总统之类的高官，未必安排接见活动。就是他们打算安排相个面，有的科学家也未必给州长、总统面子。忙着呢，没空。政府也不会随意给这些科学家授予“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之类的荣誉，不会奖励什么房子、车子，不会安排他们当官，也不会安排他们当民意代表。但在政府方面，可能聘请他们担任科学顾问，或者在某些重要科学活动中，邀请他们任科学委员会委员。而在学界、企业界、文化界、传媒界，会给予这些科学家很诚恳的尊重，会邀请他们讲学，为他们写传记，别的一些大学可能授予他们荣誉博士学位，在学术团体中拥有较高的地位，如有可能，则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快速转化成产品。而他们面对这种关注，也就开心一阵子，通常又生活如常了。在美国，许多诺奖科学家在获奖后，会更注重个人品德与个人形象。因为变成了公众人物，他们都觉得有义务与责任变成社会楷模。

在美国，通常在在大学、研究院所和学术团体中，他们人际关系相当简单，没有那么多复杂的、迁扯不清的人事关系。在科学界，虽然也有嫉能妒贤、欺弱霸凌、弄虚作假之人，但出现的概率较小，且恶行一经暴露，就至少被边缘化。他们绝大多数人，比较能够尊重他人的学术与研究成果，又比较能够扶掖后进，为人正直，公平公正，就形成良好的科学氛围与机制。霍尔丹教授获得诺奖，重点感谢的是自己的导师。至于其他的人，不管是大学领导还是政府官员，他不需要顾及他们的感受；他们那些人，也不会因为培养出一个诺奖科学家，自以为他们也做了什么了不起的贡献。

美国几乎每年都有人获得诺奖。诺奖拿太多了，也有审美疲劳。但每一天媒体报道时，人家总有办法找到角度写出吸引人的新闻报道来，引起公众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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