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奇怪地将官员写作也简单化思维了。就因为一些无才无德官员附庸风雅，沽名钓玉吧，竟让官员写作给描黑了，隐约变成一种官场禁忌。常听到一些人走上仕途后，对某些事、某些思想特别有感触。这本书我退休之后一定写。但真到退休时，曾经的感觉与思考却已时过境迁，便再难动笔了。写作原本也是辛苦的体力活，没有坚持的习惯，等退休之后，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与体魄，往往只好放弃。

有些官员很无耻，实际与他们喜爱不喜爱写作无关。无耻之尤只要能给他们脸上贴金，什么东西都可以成为道具。原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出版《大伦书法作品集》《岁月如诗》两部，通过市委宣传部强行向党政机关摊派，结果获得3000万元的暴利。出书，是他的生财手段而已，又可能将他包装成所谓文人。原安徽林业厅厅长唐怀民出版《安徽自然保护区》《张果老外传》等书，也是强行摊派。一些单位买他的书太多，没有去处，转而就当废纸卖了。

更荒唐的是一些官员自己并无写作能力，或者以“时间不够用”为由，利用权力让他人代笔，赚取个人名利。如原山西临汾宣传部长王月喜，居然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为他写书。《曹端研究文丛》（一套20多本）及他的散文、杂文、诗集等出版数量太多，绝大部分文章根本不是出自他之手。但他这样显得有文化，同时也通过强行摊派，赚取大量暴利。

一些官员如此作为，自然扰乱了图书市场和社会对作家的评价体系。一些并无写作才能的人深得此门道，发觉只要与这等官员混在一起，便可以走出一条人生的捷径。于是群魔乱舞，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反被这帮人边缘化了。

但官员写作原本不是什么问题。自古以来，官员就一直是写作者的主要群体。写《史记》的司马迁首先就是史官。汉代贾谊、牧乘、司马相如等词赋家都是官员。三国时，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都是大文学家。到了唐宋，只有李白等少数大文豪没有做过官，杜甫、白居易、韩愈、司马光等，都曾是官员。明清之后，非官员写作者才多了许多，但官员写作者仍然是无可争辩的主力军。

官员写作只要是正常的，不是用权力强奸文化，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有些官员从小喜爱写作，也一直有极强的创造能力，谁也剥夺不了他们写作的权利。刘亚洲在文学、社会思想和军事理论上一直笔耕不缀，就为当下中国贡献了宝贵的精神食粮。尤其在文化、教育、科技等领域工作的官员，如果不能出版几本书，实际很难说明他们是称职的。著名作家张平当了山西副省长，但人们对他的期望仍是一名作家。

官员正常的写作行为，多少是他们业余时间如何分配的问题，有人热衷于结交关系，拉门子，成天吃喝玩乐，你要他们写作当然没有时间。志丹县委书记祁玉江爱写散文，是在夜里写出来的。有些人真是这么干的。你真喜欢这个，便能想方设法挤出你的时间。

对官员写作的非议，主要有出风头、作秀、相互攀比、功利主义、讨好上级、分散工作精力、曲线行贿、催生腐败等。可这些，实际是社会基本规则方面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官员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行贿受贿、生活腐化等，比官员写作社会危害更大。在正常情况下，一个真正酷爱写作的官员即便沦为贪官，也不容易变成人神共愤的恶魔。因为他们心底里，总有一些柔软的部分提醒他们的人性和基本人格。写作者必须有所思，有所悟，便难做到完全心硬如铁，无情无义。

官员写作如果真成社会禁忌，那也是比较可怕的一件事。那是将官员与社会交流、与历史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给封住了。官员与民众疏离，与时代脱节，原本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大难题。如果让官员全体封笔，既浪费了他们的才华，也将社会置于更为撕裂的境地。官员写作不是问题，不良官风才是问题的核心。只要将那些伪文人官员与正常的作家型、学者型官员区分开来，这哪里能成为社会非议的是非现象？重要的事情须再重申：腐败官员干什么事都是腐败的，官员不良写作之风是法治社会没有建立起来造成的，而不是由于官员写作有什么问题，将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问题，那就离开了事物或现象的本真。讲得越多，越是无用兼无聊的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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