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为自己开脱的理由，常常是说受环境影响，他们思想“蜕变”了，才走上犯罪道路。这似乎证明思想教育很有必要，非常重要。新晋贪官、武汉市青山区原区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高玉奇在忏悔材料中，也是这样自我剖析的：

“在后来的工作中，和老板、商人接触多了，看到他们衣食住行的奢华，吃喝玩乐的随意，我觉得自己在他们面前显得很寒酸”。“思想防线放松了，慢慢跟着老板们一起‘潇洒’，称兄道弟，莺歌燕舞，不亦乐乎。对老板们送的几千、上万的现金纷纷‘笑纳’”。

其实，我国有极其强大的党务机构，投入相当多的资源用于干部与群众的思想教育方面，但对贪官，你劝告他们一千遍，一万遍，都不如把他们抓起来，关进监狱来得有说服力。思想政治教育要有功效，前提也必须建立在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制度上。基本的条件不存在，就像你要在混乱又拥挤的广场维持秩序一般，你仅仅说大家要提高思想觉悟，好好排队，不排队谁也走不了，偏偏就是没人听你的。

贪官在其位时，一个个都善于说漂亮话，称一定要提高思想觉悟，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坚决做一个坚定的反腐斗士。等到腐败案暴露，又说是自己放松了思想政治学习，是由于别人很有钱，自己心理失衡，于是思想“蜕变”，变成贪官了。

真是这样吗？

实际上，有些人热衷于当官，打一开始就奔着一个利字去的。当官有很多特权，有种种人脉关系，有或明或暗的诸多福利，还有明显比普通民众优越得多的退休保障。这样的官员特殊福利只要一天存在，就不可避免投机取巧之人削尖脑袋争着去当官。取得官位之后，发现又可以权钱、权学交易，那只要盘算着不被他人发现，那这种人又哪有不搞权力寻租的道理？

自古以来，也只有心术不正之人才善于跑官，当官。正因为如此，要防止贪污腐败，就必须有严格的制度，在每件事上，每个细节上，都要严格防范官员搞小动作。所以要有民主选举制度，要有完善的监察制度，要对官员实行财产公开制度，要有官员上任、离任审计制度，要有新闻和社会舆论自由制度等。官员应有的福利和特权，都应当由法律明确规定，货币量化起来，而不是采取笼统的等级制度。在发达国家，渐渐形成当官就是不如当企业家、科学家、大学教授、律师、医生的基本制度与价值比较，从而让钻营之人少些钻进官场。

做官就是要为社会服务，而不是用权力为私利服务。你侵犯规则，轻则辞职或被开除，重则赔偿和坐牢，官风也自然正了。但在我国，官员犯点小事（实质不算小，而是在官场相比较才觉得小），一般都不需要承担太严重的后果。甚至连篡改档案年龄、学历造假，都仍然可以继续做官。有的官员连降五六级、七八级，看样子处理也严厉，但实质上还是官员，还是按级别享受比普通民众多很多的东西。一方面问题官员变成贪官，人人喊打，一方面对问题官员的处理总是太轻了，没有真正的警示效果。

在中国，许多机构官位还太多了。增加问题官员的开除力度，发现一个开掉一个，一撸到底，有的机构就是把官位减掉一大半，也不会对社会正常秩序有多大影响。有的机构与官位，存在了反而在搞事。减掉了，一些政务与社会事务才变得正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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