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 随手翻翻 |
杨绛老人,是我永远的喜欢,甚至喜欢她要比喜欢钱钟书还要强烈,我喜欢她做女人的做派,我喜欢她清廉的处世,我喜欢她一生围绕自己的意志的奋斗,我喜欢她对人世间的一切糟杂的排斥,我喜欢她深遂的思想,我喜欢她平淡的人生态度,我喜欢她人生中的一切淡然,我喜欢她对人生的严谨的检点,我喜欢她给我及人类提供了这么富足的思想情感,我喜欢她对家的恋恋不舍,总之,我对杨绛老人在心中是极为敬重和喜欢的。
她已经是近百岁的老人了,却一直在做事,我一直在网上关注着她,她的作为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和力量。的确,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做事,其他全无,包括做了事,也没有必要留名。她准备把家中的一些书籍等捐献,但绝不留名。在整个世界的人都在为长寿而努力的时候,她现在却认为再活着是一种痛苦。她的这些思想,我是很难接受的,认为是做人的一种崇高。也许,在当今社会,已经没有更多的人能够赞赏,但是,我特别喜欢,一直给我力量。做人就要做这样有价值、有意义的人,而不是虚度光阴。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关于杨绛的访谈,发在其后,以表我的敬重之心。
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先后翻译出版了《斐多》,出版了《我们仨》,《我们的钱媛》等,作为他的读者有时会充满好奇地想更多了解杨绛先生,要能和她聊聊天该多好。我曾经去杨绛先生家和老人愉快地聊了半天。现将聊天的内容分三次发表在我的博客上,希望大家喜欢。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紊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续,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几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喜欢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你是说把这个家散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钱钟书先生当年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象《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你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子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鹤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
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那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待续)
杨绛先生的气色不错,银发丝紊不乱,穿着干净素雅,脸上还有一层淡淡的红晕。整个家没做过多的装饰,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水泥地在阳光下泛着一种青光,写字桌上的书籍资料也整齐有续,让人感觉特别清爽。杨绛先生说:“家里的一切都保持钱先生在时的旧样”。然后指着那个大写字台说,“钱先生在世时就坐这里,现在他不在了我坐这里。”
我问:“钱先生已去几年了,在他的忌日你是怎么纪念的?有什么仪式吗?”
杨绛回答:“什么仪式也没有,他和我都不喜欢仪式。”
“最近您正忙什么呢?”我问。
“我不忙什么了。钱先生去了,女儿钱瑗也去了,留下我打扫现场。”
对于杨绛先生的家事我不敢过多触及,我怕引起老人伤心。我连忙转移话题,问:“你是说把这个家散了?是不是准备以钱先生或者你的名义设立一个文学奖之类的?”
杨绛说:“捐肯定是要捐的,准备捐给公益事业,但不会以钱先生或者我的名义命名,捐就捐了,还留名干什么?”
“那么你最近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
“忙很多事呢。所以我不欢迎一切外来干扰。”
“你的身体很好,能活到一百岁以上。”
“那就太苦了,我这几年活过来就不容易。我为什么要翻译《斐多》呢?这是一本非常难译的书,我就想把精力全部投入进去,忘了我自己。
钱钟书先生当年从来不见记者,不上报纸,也不上电视。甚至一些所谓的学术活动也不参加。钱钟书先生去世后,杨绛先生也如出一辙。他们为什么拒绝媒体呢?虽然外界对此也有不少说法,杨绛先生甚至还出过一本叫《隐身衣》的书。在书中杨绛曾问钱钟书:“给你一件仙家法宝,你要什么?”结果两人都要隐身衣。隐身于书斋,遨游于书海,即便出门最好是人家都视而不见,见而不睹,“万人如海一身藏(见苏轼诗)”。当我面对杨绛先生时,我不由问起这个问题。杨绛笑笑,说:“不见记者倒不是对媒体有偏见,主要是怕他们写我们,破坏我们的安静。”
“你的信息来源是通过报纸来的多还是电视的多?对网络感兴趣吗?”
“对于网络我就没有精力和时间去关注了,省省眼睛,我是新时代的文盲(笑)”。
“除了《参考消息》还看什么报刊?”
“都看看,看些新闻。报刊很重要,不过可以少一些,不需要这么多。我其实很羡慕做一个记者,假如我做记者我就做一个象《焦点访谈》那样的跟踪记者,或者战地记者,有一定危险性和挑战性。但是,我不愿做追逐名人的记者,访什么名人呀!(笑)”
我说:“虽然您不想当名人,但你还是早早地出了名,据说比钱先生出名还早。”
杨绛先生笑了,说:“这就证明出名没什么价值。”
杨绛对当年轻描谈写地说:“当时我的剧本只是进步剧团用来掩护抗日运动的小戏。因为没有政治气味,还卖座。当时我怕出丑,广告上用了‘季康’两字的切音。我家里的姐姐妹妹嘴懒,总把‘季康’叫成‘绛’,我就用了‘杨绛’这个假名”。
杨绛成了杨季康的笔名,一直用到现在。在这个过程中杨季康这个名子消失了,杨绛这个名字却深深地在人们的心中扎下了根。当年,杨绛声名鹤起之时,钱钟书却默默无闻。
他们一起去看《弄真成假》,回家后,钱钟书对杨绛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然后把主要情节告诉了杨绛。杨绛听罢大为高兴,催他快写。为此杨绛让钱钟书把大学的授课时间减少了,为了维持生活,杨绛连女佣也不雇,家里的杂活自己全兼了。杨绛从小生活在优越的家庭里,那里干过劈柴、生火的事,整天弄得满脸油烟十指黑的。她急切地等待着钱钟书完成小说,就是做“灶下婢”也心甘。终于,钱钟书一鸣惊人,小说《围城》凌空出世。
(待续)